體育單項協會不受監督，掌控人事、經費，箝制運動員，形成體壇亂源。
體育政策不受重視、經費不足，體育高層弱化，體壇欲振乏力。
競技選手缺乏良善培訓環境，亟需公平的選訓制度及健全的教練制度。
文／鄧鎮銘、謝明媛
攝影／張紫玲
中華代表團在今年里約奧運，拿到1金2銅，整體成績與賽前預估，確實有段差距，台灣選手拿不出應有的實力，表現不如預期，問題出在哪？政府及體育界是到了應該懇切檢討的時刻。
在賽事即將開打之初，中華奧會演出對國家網球好手謝淑薇拍桌事件，造成謝淑薇憤而大暴走，國家失去一位有望奪魁的熱門選手，可說是此次參賽國際最高運動殿堂的一大憾事。
這次里約奧運從還沒開賽就風波不斷，謝淑薇退賽、林子琦禁藥、戴資穎與羽協之間的紛爭，負面消息多於正面新聞，這正說明了台灣體壇早已是個問題叢生的臭水缸。有人說奧運像是一面照妖鏡，一個賽事就可讓藏在體育機構裡的妖魔統統現形。
謝淑薇事件的確傷及國家形象，但謝淑薇的退賽，絕不是肇因中華奧會副主席單純的拍桌一怒。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縱然謝淑薇個人風格，容有商榷之處，包括她向來的耿直脾氣，及在代表國家榮譽的奧運退賽，時機點不宜等。
謝淑薇事件凸顯運動領導單位顢頇
但身為選手大家長的中華奧會、網球協會，並沒有善盡協調安撫之責，反而一再放話，讓謝淑薇感受到被國家霸凌的屈辱，體育高層恐難辭其咎。
在事件開啟之際，網球協會立刻提供新聞媒體不實數據資料，企圖利用媒體力量，圍剿一位正準備為國效力的優秀運動員，著實失去了身為體育選手大家長的高度。
協會是單項運動的領導單位，不思為選手提供更溫暖的照顧，反而為著自身利益，站在高處，處處刁難；不只網協如此，各單項協會都存在著這些問題。
中華隊羽球女將戴資穎未穿著協會贊助商提供的球鞋，羽協竟然想要予以懲處，引起各界譁然。（圖片來源：維基百科Chartlin作品）
像這次奧運，中華隊羽球女將戴資穎未穿著協會贊助商提供的球鞋，羽協竟然想要予以懲處，引起各界譁然。
戴資穎這次參加里約奧運，在女子單打16強止步。她無奈地在臉書貼文說，因為有大小腳的問題，不適應協會贊助商YONEX提供的鞋子，很多大型賽會都打到腳底破皮流血、起水泡。
「選手會使用自己簽約廠牌的用具和鞋子，這是很正常的。在國家比賽時，逼球員使用自己不熟悉的武器，還沒開打就已經輸一半了，如何要求球員作戰？甚至會直接造成選手運動傷害…，這件事實在是太扯了！」盧彥勳在臉書直批羽協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政府長期以來漠視體育發展，甚至可用只會「錦上添花」，鮮少「雪中送炭」來形容；從選手的培養、訓練到生活保障，確實做的太少太少。
只有每到重大比賽時刻，體育高層為了自己的成績榮耀，才稍微表現關心，而且只針對有得獎實力的選手，一般選手仍只能乾坐冷板凳。體育高層對國家體育的發展，似乎總讓國人感覺只有矯情，而缺乏用心。
謝淑薇事件，大多新聞媒體被網協故意操作成是謝淑薇的任性，其實事件凸顯的，恐怕不只是謝個人風格問題，體育界長期以來的選訓制度，及單項協會受制於特定人士把持，箝制了運動選手的體育生命，恐怕更是國家體育發展的致命傷。國人應正視這些阻礙國家體育發展的沉痾，不應該把矛頭一骨碌地指向一生都在努力打拚、為國家爭取榮耀的優秀選手。
台灣教育一向不注重體育，體育選手要面對的環境十分惡劣，只有在國際競賽中奪得頭銜，才能一舉成名天下知。
但要拚搏國際賽事，除了要面對培訓時的枯燥乏味、競賽時的高強度壓力，還要自行籌措延聘教練的經費；因為國家對選手們訓練的經費補助非常微薄。更糟糕的是，選手們還要承受體壇高層人事派系的惡鬥。
遊走法規漏洞、不受管控 單項體育協會問題叢叢
有人說，謝淑薇暴走只是個人事件，但認真觀察，恐怕沒那麼簡單，應該說謝淑薇的暴走，是打破體壇臭水缸的一顆石頭。
會造成一位在國際享有盛名的網壇好手，決定放棄代表國家爭取榮耀的機會，宣布永久退出台灣網壇，背後的理由應該是非常沉痛；因為她為了爭取此次奧運的國家代表資格，過去一年多，來往捷克、羅馬、英國、美國，奔走於國際，四處參加國際比賽，可謂心繫國家竭盡心力。
所以網球協會釋放訊息給新聞媒體，攻擊謝淑薇是鬧脾氣、耍個性、沒有團隊精神、意氣用事，恐怕事情並沒那麼單純，反而應該回過頭來檢視一下，國內的體育結構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實質上，台灣體壇的亂象，不是今天才發生，而是早有風聞。運動單項協會領導機制遊走法規漏洞，不受管控、獨斷獨行的老問題，早已是街談巷議。
身為大家長 仍與選手對幹
像此次謝淑薇事件，參賽規則修改，不循正途通知選手，反而怪選手聯絡不易，這明顯是有針對性；網協敢於不顧輿論，正面與選手對幹，更凸顯了協會的草莽行事。
選手處在這樣人治嚴重的體育環境下，如何能夠與國際好手拚搏出好成績？體育高層問題叢叢，如不徹底解決，台灣體育發展基礎不牢、人謀不臧依舊，很難全面改革與提升。
目前人團法規定，國內體育團體，如全國籃協、棒協、網協等單位，屬於人民團體，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社會司，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為教育部體育署；也就是說，體育團體分別由內政部和教育部兩個不同的主管機關管轄，這樣的管理機制，反而導致協會無法被完整且統一的監督。
體育領導人及組織這一塊，是由對體育事務較不熟悉的內政部社會司主管，教育部體育署完全無從置喙，縱使明知體育團體領導非人，領導的協會存在嚴重結構性問題，然而委辦事項及經費補助，依舊發給有問題的協會全權處理。這樣就給了有心人極大的模糊空間。
國家網球教練謝子龍就說，協會掌握賽事獎金、補助經費及人事管理，這對選手來說，等於掐住咽喉，若不聽話，就採取排擠動作，箝制選手。
國內體育團體不上軌的不在少數，有些協會理事長志不在體育，只是沽名釣譽，利用體育團體領導的名義，大搞個人事業與人際關係，增加生意或政治籌碼；有些熱門協會形同世襲，完全被少數人把持。
運動協會的生態，都是由一個屬於金主型的理事長或會長掛名，他們不懂體育，通常是政商名流或企業主；加上一個長期寄生在協會，嫻熟協會事務的核心份子，擔任秘書長或總幹事，長期包攬協會事務。
這兩個人，一個只在守住名望，大搞其個人事業；一個只想在協會掌握補助經費的模糊空間，從中上下其手，掌控選手，聽話的多發獎金，不聽話的獎金縮水，或藉職務之便牟取利益。長此以往，就把單項體育協會弄得烏煙瘴氣。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上月就召開記者會指出，羽協在財報裡明列，它的稅賦一年約547萬，若換算收入，羽協年收入可達上億元，但扣除政府補助，這些收入從何而來？從財務報表中一無所悉，簡直是「一筆爛帳」。然而每年都拿國家補助，卻沒有想要幫助這些替台灣征戰的國手，反倒把國手當成盈利工具，情何以堪。
像此次謝淑薇事件，中華奧會副主席蔡賜爵就被媒體翻出，他在2012年曾擔任運佳旅行社負責人，而中華台北代表團及考察團出國運輸採購，是由運佳旅行社得標。
監察院因而介入調查，結果2013年調查報告出爐，證實中華台北代表團及考察團出國運輸採購案，大多數僅運佳旅行社一家廠商參與投標，且部分採購案未待公告期結束（即最後一天）就開標。像這種現象，大家好像也見怪不怪，政府對此「外神通內鬼」的亂象，也似乎束手無策。
單項協會掌控體育經費卻不受監督
政府每年將體育經費撥給體育署後，再由中華奧會和單項協會決定旗下選手預算，蔡賜爵任職奧會副主委，跟各協會關係匪淺，自己又主持相關企業，營運項目也不避諱與運動協會利益糾葛，自然遭到質疑相關資源預算淪為左手給右手的金權遊戲。
體育協會的「亂」，何止一端，由於協會掌握了經費及採購，利潤可觀，若能爭得領導階層，就可長期呼風喚雨。於是有人就把體育團體搞成像家族事業一般，父子、夫妻、兄弟，長期霸占領導階層。
體委會諮詢委員陳雨鑫就曾指出：「體育基層單位裡，比較大的企業家比比皆是，都會來做中華民國某某協會理事長，甚至他做完換他弟弟，他弟弟做完又換他哥哥。當然有些是正向的，是拿錢來（資助），但有些是從這裡來平衡他的錢。」
只能連任一次的人團法限制，居然也能運用漏洞，改選時，換上欽定的親人參選，又在背後指導投票，反正票源通常由現任理事長掌握；而且投票行為千奇百怪，不是放任會員入會，就是一紙委託書便可由他人代行投票，選舉的公平性備受質疑。有些傀壘理事長則由秘書長越俎代庖，在指定人選順利繼任後，再修改組織章程，將任期延長或縮短，方便領導階層上下其手。
體協脫序 鬧出不少國際笑話
單項體育團體可說已到了荒誕脫序、制度荒蕪、人治亂象橫生的境地。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諸多我國選手參加體育賽事，發生國際笑話的不可思議現象，而且層出不窮，讓國人嘆為觀止。
民眾最熟悉的就是棒球；在2013年經典賽時，傳出熱身賽場地安排、不提供早餐、球員分批返台等爭議，引起全民對棒協的不滿，但棒協的萬年秘書長依然存在，權位不受動搖。
2013年在印尼舉行的18歲級世界盃女子3對3籃球賽，中華籃協因經費不夠，竟讓可以報名4位選手的比賽，僅報3名球員應戰，就在1位選手犯滿離場後，台灣只能以「2打3」苦撐，最後敗給對手烏克蘭國家代表隊。台灣在國際賽事上被他國當作笑柄來看，國家尊嚴掃地。
諸如此類，單項協會在國際賽事上頻頻出包的亂象，可以舉出一籮筐。像去年參加撐竿跳比賽的選手葉耀文，到現場卻發現他的竿子沒有來，最後含恨棄賽，田協鞠躬道歉；足球選手參加比賽，還要自掏腰包買機票前往賽事場地，糗事不一而足。
協會不受監督是體壇亂源
再看看網球，不只是謝淑薇這次才提出抗議，早在2007年，盧彥勳就曾向網協爭取權益，但換來的是被禁賽處分。羽球國手廖冠皓在亞運期間，因未著贊助廠商提供羽協的球鞋，遭罰30萬元；以一介選手哪有閒錢支付，只能以銅牌獎金賠進去。
國競速滑冰好手宋青陽（左）在2011年世大運摘下銅牌，是台灣在國際滑冰賽事拿下的第一面獎牌。圖為他回母校國立體育大學拜訪校長高俊雄。（圖片來源：國立體育大學）
曾經在2010年亞運摘下兩金的滑輪溜冰選手宋青陽，也是由於因故未能參加比賽，竟被協會強制停賽3年，幾乎斷送他的體育生命；求助無門下，他只好更換跑道，轉練冬季競速滑冰，他也很爭氣，隔年就在深圳2011世大運摘下銅牌，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面滑冰獎牌。
單項協會出包層出不窮，肇因於不受監督，但政府並不重視單項協會控制體壇亂象的嚴重性；所以一旦出事，當大家注意力集中時，協會就低調裝可憐，等風頭過去，依然為所欲為，數十年來皆是如此。
難道國家體育領導高層都看不到嗎？
不是，體育高層並非沒有作為，不論20年前的體育司、1997年掛牌的體委會、及2013年正式運作的體育署，都曾草擬《體育團體法》，著手對體育團體督導管理一元化，可惜最終都不了了之。這也充分反映，政府政策及國家最高領導人對體育基層組織的漠視。
體育選訓制度不公 參賽選手憤懣不平
謝淑薇此次運用奧運時機退賽，可說是心中憤怒已達臨界點的大反彈。依據教練父親謝子龍的說法，她想藉此次犧牲，凸顯體育基層協會的不受管控，以及選訓制度不公的亂象，期望以後能夠改善。
謝淑薇此次抗議的癥結點，是她以單雙打都排名第一的資格，卻沒有選擇自己教練及雙打搭檔的優先權利，大會卻要她「相忍為國」；當她提出自身權益的要求時，卻被中華奧會副主委蔡賜爵當場拍桌大罵，讓謝淑薇覺得在國家選訓制度上，未被公平對待、深受委屈。
而這種不公平，對謝淑薇來說並不是第一次；2014年仁川亞運就已發生過，今年里約奧運又因教練遴選制度再添新仇，當然是忍無可忍。
按網球協會的慣例和潛規則（謝子龍說，這規則並沒有明文規定，但謝家有異議時，網協是給這個說法）：排名最高球員有「優先選擇權」。
成績優先選搭檔，碰到淑薇就轉彎
2011年廣州亞運賽事，詹詠然排名國內最高，依規則找誰搭檔參賽女雙，可由詹詠然優先選擇。
比賽結果，詹詠然拿下女雙、混雙兩面金牌，沒有選擇權的謝淑薇與張凱貞搭檔，只得到女雙銀牌。由此次比賽結果顯示，選手選擇搭檔的優先權，攸關賽事勝負關鍵，爭取優先選擇權自然成為選手極為重視的環節。
時至2014年仁川亞運，謝淑薇女雙世界排名第3，單打排名也居全國之冠，按理謝淑薇都能優先選擇。當謝淑薇按規則想優先選擇和詹詠然搭配打女雙，為國家力拚金牌時，詹詠然堅持要跟妹妹詹晧晴搭配報名女雙，結果居然是網協不顧運動規則的嚴謹，出面勸謝淑薇退一步「尊重」詹詠然的意願。
謝淑薇當時即表達協會未遵行規則的不滿，但網協卻揚言要檢討謝淑薇的培訓經費，同時要她的父親教練謝子龍交出亞運教練兵符；這當然令謝淑薇憤恨難平，與網協的心結從此深埋心底。
賽事競爭當然是以求勝用兵，爭取國家榮譽為第一優先，前幾屆亞運都是由排名最高球員挑選搭檔，可是碰到謝淑薇就轉向，顯然制度執行已有針對性，凸顯了網協存在已久「人治高於法治」的沉痾。
練球之餘，球員還必須與協會作公關
謝子龍說，網球選手除了努力練球、爭取好成績外，還要跟網協做「公關」，才能得到關愛的眼神，作好的安排；若公關做得不好，就會被網協列為「異類」，每逢賽事便經常刁難，這令選手情何以堪。
今年奧運若比照過去網球選手指定搭檔的優先權資格，謝淑薇已完全取得，但是網協卻以一紙「更改規則」的通知，就整個翻盤。
以成績現況來看，奧運網球賽資格審核是由國際網球總會，根據2016年6月6日倒推52週，在期間內，各選手於比賽中所獲得的積分排名決定。謝淑薇單打69，雙打50；詹詠然、詹皓晴雙打5；莊佳容雙打39；盧彥勳男子單打75。
2016 年6 月
台灣女子網球單打WTA 排名
以雙打來說，謝淑薇排名雖不如詹、莊，但單打謝淑薇世界排名69，在中華網球隊中排名第一，也是唯一一位同時取得奧運單雙打參賽資格的球員；詹詠然、詹皓晴單打排名都在700之外。
然而網協卻說，今年規則已改過了，「是以單、雙打排名綜合計算」。但謝淑薇是在今（2016）年5月27日才接獲此通知，被通知的時間太晚，讓她措手不及。原本可以由她指定教練的規則，臨到即將比賽的前2個月才通知廢除，這當然令已努力準備一切的謝淑薇難以接受。
網球賽事，單打不論是榮耀、獎金、贊助金、場地安排，都遠超過雙打，這是常識；網協以「單雙打排名綜合計算方式」決定參賽資格，恐怕也是公平性存疑，難以服眾。
而且什麼時候改規則的？這麼大的制度變更，為什麼不提早公布？何以在接近奧運還剩2個月才通知選手，讓選手措手不及？網協的說法是，年初就通知了，是謝淑薇沒收到；這麼重大、攸關選手權益的制度變更，網協更應盡通知到每位選手的責任，而不是以選手沒收到來搪塞。這讓外界質疑，網協是否有「因人設事」制度不公的疑問。
而中華奧會強調「選手此時此刻應全力備戰奧運參賽，至於制度問題是可受公評」云云，其實奧會這個說法，反而更凸顯我們的選訓制度是問題叢叢；制度早該在幾年前就訂定，如果臨到將要比賽之際，才草率更改，難免給人「因人設事」的觀感。又說可接受「公評」，那更是網協及奧會疏失，如果我們有個嚴謹的制度，謝淑薇事件不會發生。
選手培訓沒拿國家1塊錢 一旦得獎卻來攀親帶故
謝淑薇奧運退賽事件雖然引發國內正反論戰，但也點出了體壇內部與官方體育政策所顯現出來的諸多沉痾。
即使謝淑薇不惜犧牲個人榮譽，以退賽彰顯制度不公問題，然而這些體壇的陳年陋規，似乎仍然看不到國家相關單位想要出面解決。
像在事件發展之際，謝淑薇被網協逼急了，丟出一句「我不是國家養大」的說法，網協立刻傳給媒體一則「謝淑薇15年來獲得1,560萬元獎金；2005年起至今獲得1,128萬元國家培育計畫補助，再加上企業贊助，總金額達4,588萬元」的新聞稿。
國家對選手的培訓沒出過1塊錢
這其實更是一則似是而非的新聞資料，根據謝子龍的說法，謝淑薇這幾年所獲得的獎金，是因為比賽勝利應得的獎勵，怎能算國家的培訓經費？
再說企業贊助，謝家其實少得可憐，只有四維企業每年新台幣100萬元、中油50萬元贊助（分別提供謝淑薇40萬元、弟弟謝政鵬10萬元）；台啤曾經發給500萬元獎金，但僅一年就結束，華航則提供商務艙一年一簽的贊助。除此之外，謝淑薇訓練栽培的過程，國家可真的連1塊錢也沒有出過。
全世界體育強盛的國家，哪一國不是重金栽培選手，只有台灣選手是靠自費培訓。如果網協在謝淑薇的訓練過程中，沒有花過1塊錢支助她，還好意思對她說三道四嗎？
選手所得到的獎金，是她個人努力而得的獎勵，跟國家栽培應無直接關係。而且這些獎金能夠cover選手自我培訓的費用嗎？恐怕自我訓練所花費的開銷，還更甚於獎金所得。
以謝淑薇與彭帥搭檔參加2013溫布敦網球公開賽，奪得大滿貫冠軍為例，她個人拿到獎金900萬元；謝子龍說，這900萬謝淑薇完全沒有享用到。
因為當地稅金30％，剩600萬元；延聘澳洲籍教練月薪50萬元；延請防護員月薪20萬元；加上飛機機票，團隊飯店住宿，參賽手續費用等，一場奪冠的賽事下來，獎金所剩無幾，更不要談未能得獎的比賽，所有費用都要自己籌措，國家不會支援1塊錢。
謝子龍說，為了培養孩子們打球，他幾乎散盡家財；國家對選手的栽培訓練過程是完全不聞不問。這就是謝淑薇說，她「不是國家養大」的原因；並不是氣話，而是有所本。
政府應訂定制度 包辦國手所有訓練經費
國際上許多知名選手，他們訓練過程的養成及所有參賽，都是由國家包辦，包括訓練經費和人事支出。但是反觀台灣選手，必須由家長想盡辦法，自己籌措訓練經費，等到10年寒窗成為國手，家裡已是一貧如洗。
謝子龍說，有時為了訓練及參賽，前往比賽場地沒錢住旅館，7個孩子跟父親一起擠在7人座的車上睡上幾晚，是常有的事。一般家庭根本無法承受這樣的折磨，往往就犧牲了優秀選手出人頭地的機會。
瑞士網球名將羅傑．費德勒的父親接受採訪時就說到，費德勒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國家培養出來的；單靠我們自己，不可能堅持到現在。
費德勒的網球訓練過程，得到瑞士網協的全力資助，而且他四處奔走的所有賽事相關費用，瑞士網協完全負責。後來，費德勒進入埃庫布朗的瑞士國家網球中心訓練，網協也承擔了大部份費用。
不曉得台灣網球協會看到人家網協栽培選手的過程，會否覺得汗顏？還是已經麻木了？盧彥勳就曾說過：「台灣選手一切都要靠自己；贏了，政府就會靠過來沾光。若輸了，什麼都沒有。」這的確是運動選手的無奈。
台灣的國家選手 為什麼沒有配置國家教練？
盧彥勳對於國家運動選手一切只能靠自己，感到無奈。（圖片來源：維基百科Flickr – Carine06作品）
台灣的國家選手沒有教練，這也是台灣體壇非常荒謬的現象。盧彥勳身為奧運國手，卻沒有教練到場邊幫他練球暖身，他自己請來的連玉輝教練，也只能使用奧運送給選手的10張門票其中1張，坐在場邊觀戰。當然這牽涉到奧運有總量管制的問題，但是政府在這個層面有沒有用心幫選手設想、爭取，這是存疑的。
謝淑薇此次也是因為不能選擇隨行教練而讓事件暴衝。她在臉書上說：「單打選手沒有教練，就像是沒帶拍子上場比賽…，我可以自費代表台灣出征，但沒有教練，我不會參加里約奧運。」
從她的字裡行間可以窺見，教練對選手的重要性。我們看看其他國家，像日本選手錦織圭，後面有2個教練、1個防護員；蘇格蘭網球好手安迪．莫瑞，至少有3個教練和1位防護員隨行。政府在訓練國家選手的教練計畫上，完全付諸闕如。
國家隊教練制度亟待建立
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徐正賢在個人臉書也指出，國家代表隊需要長期的教練安排，男隊和女隊都需要，這是目前世界各國的趨勢，但8年過去了，這個制度還是沒建立，每當看到媒體討論謝淑薇事件，大家你來我往高調謾罵，為何就是沒人深度探討國家隊教練制度面的問題？
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高俊雄指出，政府對運動並不重視，以致訓練資訊無法提升，許多尚停在土法煉鋼式的操練，這將會提早結束運動員的體育生命。
我們可以觀察，國外對運動選手的照顧，可說是達到科技競技的境界，因為背後有一群醫學博士，隨時了解選手的身體狀況。再對照台灣的訓練，我們是土法、人家是科學，如何與人拚冠軍？培養一位奪牌選手，國家人力、財力都要投入，不能任憑選手自己想辦法，政府卻毫無計畫。
政府不重視體育 體育管理層級弱化
體壇種種亂象，體育署也深知，唯有體育團體領導正常化，使體育署成為體育團體的主管機關，才能杜絕弊端。但政府口口聲聲要大力推展體育，其實都是在喊口號，政策只在虛應故事。
體育主管機構從過去由中央體育主管機關——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在馬英九主政時，降格為教育部底下的體育署，與體育界人士期待「透過體委會，成為內閣一環，直接為體育界發聲」的努力落空。
時至今日，新政府重新成立跨部會層級的「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確實受到體育界一片讚許，但是此「發展委員會」屬任務編組層級，其功能為政策諮詢，一般仍懷疑這樣的動能夠不夠？
體育及運動事務主管機關的層級高低，足以反映政府對體育發展的重視程度，但體育事務的推展，仍需要有常態化組織進行實務工作，才能畢竟其功。
救體育，必須拉高體育管理層級
既然新內閣已經意識到，體育事務的推展應由更高層級、跨部會組織來運行，就應該考量設置位階優於現在體育主管機關的常態性組織，且要落實體育經費的運用，才能將體育事務向前推動。
期待新政府能在體育政策上再加把勁，尤其應多注重體育競技人才「選、訓、留、用」制度的健全發展，才能讓選手有良善的培訓環境。
同時全民運動、運動產業、學校體育的相關政策，都必須持續推動均衡發展，才能將國家競技運動實力全面發揮，帶動國內規律運動人口提升，並促進運動周邊的休閒產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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