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文惠／大學助理教授

魏晉南北朝可能是中古史上最做作的年代，知識階層為了反抗社會規範或其他理由，經常表現出狂放的姿態。《世說新語》中記載劉伶嗜飲，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出門喝酒時還曾命令隨身小童攜帶鏟子，意思是「如果我醉死了，就隨處把我埋葬了吧」；嵇康曾經寫過一封絕交信給山濤，為了表達對官場的厭惡，說自己「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又因為不愛沐浴，「性復多虱，把搔無已」，坐在公堂上實在不像樣，因此不適合做官。知識階層以狂放的姿態來諷刺現實，認為那是一種真實自我的表現。久而久之，不拘禮法變成一種卓爾不群、超越世俗的姿態；而「擺姿態」變成了一種時尚。

人生的價值是來自於心

不過《世說》與我們今日的八卦報性質還是有所不同的，當時重視的是「品評人物」，也就是評比人物言行品格的高低。而人物言行受到推崇與讚許的標準，並不是決定於金錢、地位或權力，而是一個更抽象的層面 – 心。「灑鹽空中差可擬」和「未若柳絮因風起」的區別，其實就是雅、俗心境的差異。魏晉時代「品評人物」的重點在於中國人說的：「有諸於內（心），則形諸於外」。《世說新語》中形容嵇康這個人，平日「岩岩若孤松之獨立」，酒醉了「巍峨若玉山之將崩」，這種孤高瀟灑的姿態若在今日，照樣要殺死一大票師奶和少女。嵇康的迷人，來自於超越他人的「心境」。

「人生的價值是來自於『心』的提升與彰顯」，這是魏晉時代基本的文化氛圍。那些在我們看起來多少有些矯揉造作的知識階層，日夜殷切思考並辯論著許多重大的人生課題。

這些問題之中，有一個是關於「形」與「神」的關係的。「形」是有形有相的，好比我們的身體；而「神」是無形的，說的是精神，有時候也說成「心」。有形的「身體」是很不自由的，餓了得吃，累的得睡，冷了得穿衣，身體會病、會死。而為了滿足這個「有形」的身體，必須遷就外在的環境、瑣事，這就讓人更身不由己了。像嵇康、劉伶這些文人，為了追求心的自由或境界，對於「形」往往不太重視。《世說》說嵇康「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他們更重視的是，人要如何獲得「精神」的自由？或是說，「心境」要如何提升？

我們不知道這些大學者中有多少人在苦思與力學中得到了答案與超脫，但是他們共同肯定的是，如果把一切外在「有形」的些追求當作人生目標，那麼「心」就要被這些外在的瑣事所奴役，「心役於物」，將一生不得自由。陶淵明正是因為深切感受到「心以形役」，故常「惆悵獨悲」，內心常懷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