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領頭出走,台灣投資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郭台銘領頭出走,台灣投資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政府不要再幫產業預估錯誤的產業政策;經濟策略應加強產業連結,善用WTO在國際間經貿合作影響力的應用;教育政策宜加強高等教育人力資源的培育;前瞻計畫不足以應付產業實質需求,台灣需要更宏觀的投產政策,及溫暖人心的經濟願景。

文/謝明媛

兩岸格局顯然擋不了亟欲衝向天際的老鷹,鴻海這一隻飛鷹,在買下日本夏普、跨越亞洲後,即將飛越太平洋,進駐美國市場,站上全球權力中心,前瞻世界。

鴻海是跨國企業,國內市場侷限,早已滿足不了郭董之需;但這不代表台灣就此希望破滅,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明確表達了依然會以台灣為基地,強調根留台灣的承諾。

不過,張忠謀也語重心長地點出,台灣投資環境仍有諸多荊棘尚待突破,包括水、電、土地、租稅等基本問題;其實其他如設廠准駁、企業融資、產業政策、人才培養、國際連結等,都是亟待改善的投產空間。

尤其一個小工程人員的疏失,就能引發全台大停電,可見政府供電能力極其脆弱,這也是外資不願投資台灣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必須再加把勁,才能讓外資對台灣重拾信心。

郭台銘的企業帝國早已布局全球、前瞻世界。左圖為鴻海位於日本堺市的夏普廠;右圖是鴻海富士康位於捷克的廠房。(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郭台銘的企業帝國早已布局全球、前瞻世界。左圖為鴻海位於日本堺市的夏普廠;右圖是鴻海富士康位於捷克的廠房。(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Q1.避免投資環境空洞化,政府應該加強產業供應鏈的整合,不應著墨於產業未來趨勢的預測,不夠專業地去規劃產業政策。產業預估應交由專業的業者來做,較能符合整體產業需求。

政府對產業投資環境,都有一個預測性的想法,可是這些預測性未來會不會生變?例如現在政府主推「5+2產業」,未來這「5+2」的「5」,會不會又變成另外的「5」?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政府經常換了主子就換了政策,那原來主推的產業,後面的政府會一貫執行下去嗎?答案是,並不盡然。往往台灣的新政府會有新的政策,那麼原有的這些產業該怎麼辦?

台灣過去10年來,不分藍綠,每個政府都煞有其事地分別推出旗艦產業、策略產業、重點產業等,但後來都變來變去。這對產業來說,也是一種不穩定性。今天受到政府鼓勵,去投資這個行業,結果4年後政府換人做,之前的重點產業也跟著變化,企業投資下去的金錢、人力,都付諸流水,這是最可怕的投資環境。

以先進國家美國為例,其實美國並沒有產業政策,它所謂的產業政策,就是針對特定產業給予扶植、協助的政策;換句話說,美國的政策是全面性的,只要有成長空間,美國政府都會設法幫助產業,而不會只針對生技、新能源、電影、金融…等特定產業,這樣就可以避免政策搖擺不定,衍生產業空洞化的問題。

美國不會幫業者訂政策 國家只有協助

又如,企業要與世界維持聯繫,尋求全球供應鏈的連結性,如果這些都由政府來做,其實是撈過界的。因為與世界接軌的預測,企業的了解與掌握,絕對比政府要來得精準;但台灣卻是由政府介入主導,又往往做出錯誤判斷,因為政府並沒有比業界更專業。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指出,從過去的經驗可以明顯看出,我們所有預估未來趨勢、預估產業利害關係,都是由政府來作評估,由政府說了算,但預估能力最差的就是政府。為什麼?因為即使政府預估錯誤,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與己身無關痛癢,所以不會作出深入、精準的評估;但如果是產業預估錯誤,下場就是倒閉,攸關生死存亡。

一個正確的分工,應該是由利害關係最強烈的一方來做決策,但很可惜的是,台灣常常是最沒有利害關係者在主導預估,帶領大家做事,結果就是把產業帶到死路。

美國政府就有自知之明,它不做預估,因為它了解自己能作什麼、不能作什麼。也就是說,美國政府雖然擁有資源及產業溝通整合的能力,但它很清楚自己對產業趨勢的掌握不如業者來得精準,所以它不作產業預估,而是交由產業自己去判斷。

美國之所以一直維持國力這麼先進,就是它的分工非常到位,永遠都是由比較適合的那個對象來做決定,既然產業預估適合產業來做,那就交給產業;至於資源與整合,適合政府決定,就由政府來做。台灣的問題就出在,無論適合與否都是由政府做決定,如此當然會衍生很多問題。

Q2.台灣與國際市場的連結,從川普退出便功虧一簣,RCEP、歐盟、東協早已無望,就連各個雙邊協定都受到中國掣肘。台灣與國際的連結已徹底失敗,難道我們要眼睜睜地看著台灣被國際市場邊緣化嗎?

受到兩岸關係低迷影響,不僅國際貿易協定的簽署接連碰壁,甚至連有些與我們沒有邦交國的代表處,都被改名字。台灣與國際貿易的連結,確實是風雨飄搖。

不僅是多邊協定不可能,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協定也困難重重,目前僅存美日還有些許希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市場的連結,不是只有多邊及雙邊經貿協定兩個方向,事實上還有WTO;尤其我們是會員國。

WTO近幾年一直在推動「部門別協定」,譬如現在正在討論的項目是,針對資訊類產品、環保類產品的參與國家,互相給予零關稅。

目前有20個國家加入,正針對資訊類產品500項、環保類產品200項,互相進行討論,彼此都給予對方零關稅,這個協定的效果和FTA是一樣的。

WTO 對於國際貿易有實質影響力,台灣是會員國,可多加利用此平台連結世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WTO 對於國際貿易有實質影響力,台灣是會員國,可多加利用此平台連結世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對台灣來說,這個協定是我們可以掌握的新希望,因為我們是WTO會員國,所以空間自然會比較大。如何聯合產業界,擴大在WTO「部門別」的談判,其意義可能和簽FTA一樣重要。

原因就在「部門別」是針對產品,不是針對國家,所以協定的政治敏感度比較低,譬如可以叫做「工具機協定」,它的名稱就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產品為單位,如此自然就淡化了國與國之間的政治敏感度。

其次,所謂國際市場的連結,其實追根究底是靠實力,並不是靠貿易協定。如果台灣的產品夠特別,也就是功能、性格、性能、價格都足以自成一格,自然在關稅上的依存度就可以大幅下降。

舉例來說,台灣的捷安特在歐盟及日本都要課關稅,卻賣得非常好,尤其捷安特自行車一輛單價350美元,相對於中國大陸賣到台灣的自行車,每輛要價49美元,捷安特是中國大陸的7倍,但捷安特的銷售卻是世界第一。

由此可知,產品的獨特性是市場銷售的關鍵,並不受關稅影響。就好像日本的水果,一個哈密瓜要價3,000元台幣,他們不會在乎關稅;再如世界名車法拉利、雙B等,縱然關稅高達17.5%,但在車市賣得比大部分國產車都好。所以只要產品具有特殊性、高CP值,就不必擔心關稅;所以追根究底,就是憑實力。

其實,就因為無法在實力上作出區隔,才會回過頭求助於關稅。很遺憾地,台灣就是無法像韓國一樣,四處與他國簽貿易協定,所以必須回到基本面,在實力與市場上拉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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