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目前實施的單一選區兩票制，讓小黨難以生存，現行的並立制是否合適？應改為聯立制嗎？或者要如何修改，才能符合多數民意？
答：在選制改革方面，以目前台灣而言，維持單一選區兩票制，可能還是一個很難更改的情況。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希望能增加不分區的席次，但如果要從目前的單一選區制，回到2008年以前的中選區或大選區制，綜觀世界各國體制，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因為過去的中選區或大選區制，有太多弊病，當然它並非沒有優點，比如像小黨的代表性，就是它的優點。台灣現在應該修正的，是增加不分區席次，讓小黨能夠因門檻降低而增加不分區名額，這樣可能會更好。
實施聯立制 會形成多黨政治
如果我們改採聯立制，或許會更接近比例代表制，讓小黨的公平性能夠更為確保；但我們也必須思考另一個問題，就是國會將變成多黨政治。其實過去我也一直主張聯立制，但因為選制本身不能單獨看待，必須要與憲政體制作配套思考。
以德國的聯立制為例，固然它有鼓勵更多小黨進入國會的可能性，但它會造成國會多黨林立，必須合組聯合政府；這是大家必須再討論的方向。
像德國從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從來沒有任何政黨在國會超過半數。換句話說，德國從來沒有一次組成單一政黨過半的內閣，都是聯合政府、聯合內閣，包括現在的梅克爾政府。也就是說，聯立制的選舉制度，容易造成國會多黨政治，沒有任何一黨過半。
台灣如果憲政體制愈來愈走向總統制，總統權力愈來愈大，同時改採聯立制，會使得國會形成多黨政治，而且沒有任何一黨過半。在這種情況下，國會能否發揮有效作用？值得商榷。
固然它可以讓各種小黨的多元性得到彰顯，但對於制衡行政單位的力道，可能反而降低；這就是我們時常看到的拉丁美洲模式──強權總統。而一個強權的總統，如果面對的是多黨、又無法制衡總統的國會，則勢必會造成行政獨大、總統獨裁的狀況。
如果是這樣，以總統制為主的憲政體制，再去搭配聯立制，恐怕不見得是好的組合。我們不可能一方面主張走向總統制，一方面又主張聯立制，最後形成獨裁政府；這對台灣未來發展未必是好。
聯立制需搭配內閣制政府
那麼聯立制應如何搭配，才能健全民主制度發展？就是以內閣制的政府，配合聯立制的選舉制度，像德國、紐西蘭一樣，總統權力變得愈來愈小，而國會是以多數黨或多數聯盟為主；這樣的配套或許是比較合適的發展。
不過，這樣又會衍生另一問題，譬如德國，最近十多年來，一直有很多憲法官司，都是肇因於聯立制而形成的國會席次超額。德國法律規定的席次是598席，但事實上卻有630多席，多出了30多個超額席次，所以一直不斷打官司，就是為了公平性的問題，因為不符合比例代表性。
所以台灣應該怎麼做？第一，我們的總額是訂在憲法裡，如果超額就是違憲，所以為求彈性，我們不應再將總額訂在憲法中，必須剔除。第二，要事先防範，如果發生超額情形，應如何處置，必須想清楚。德國的殷鑑猶在，多出30多席超額席次，形成不小的財務負擔，這讓很多選民不滿。所以，台灣如果要實施聯立制，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問：國會的政黨協商問題，長久以來成為政治的黑箱，蘇嘉全說「應該把窗戶打開，讓陽光照進來」。但是太多的聲音，也讓政策難以推動。政黨協商問題應如何修正？
答：政黨協商必須進一步改革，這是無庸置疑的。過去的政黨協商模式，形成所謂的太上立法院，一方面架空委員會，另一方面變成密室協商或暗室政治。當然，它或許強化了立法效率，但因為過程不透明，讓民眾難以監督，而且也出現非常多的問題，諸如會計法修正案等等。
其實在立法院組織法裡，對於政黨協商是有規定的，比如秘書處必須派員錄音、錄影，並予以公報，但都沒有執行。所以，就直接還原立法院內既有規定，把應該公報的協商結果予以公布，如果有決議，當然最好，如果沒有，就交付院會表決。
另一方面，整個協商過程透明化，絕對有其必要；但要不要全程錄影轉播，也許在實務上會有困難。因為如果一定要全程轉播，又何必協商呢？直接在委員會就可以決定了；就是因為各政黨在委員會決定不了，才交由協商。
應該逐漸降低政黨協商比重
所以我主張，可像美國的委員會中心主義，以委員會作為政策辯論的主要場所，逐漸回歸到委員會應有的專業性與資深制，等到這些都建立起來了，政黨協商的重要性就會逐漸降低。或許這很難一蹴可幾，不過希望可以逐漸回歸到委員會的專業性。
至於政黨協商的重要性，或是交由政黨協商的比重，可以逐漸降低；未來當然是以「廢除政黨協商」為目標，但如果今天就要馬上廢除這20多年來所累積的議事經驗，並非旦夕之間可以畢竟其功，還是要以漸進為宜。
所以只能說逐漸降低，比方像交付政黨協商的比重，以及更進一步地做到過程公開透明，該刊登議事錄的就刊登，或是有些遊戲規則能夠降低，再回歸到委員會議決等等。
避免小黨綁架大黨
另外，政黨協商一直比較為人詬病的是，小黨和大黨之間的比重。民眾會質疑，有些小黨可能為了特定利益，利用參與政黨協商的過程綁架大黨。
因為每個政黨不論大小，都是平行的，一個只有3席的政黨，和一個擁有60多席的政黨，協商過程都有同樣的否決權。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人就會質疑，是否符合民主國家議會的「多數決」原則。
因此，我們在政黨協商時，對政黨代表的比重就要有所考量，畢竟協商是希望能有成果，如果沒有結果，還是要再交回院會付諸表決；不能讓一些有某種政治企圖的小黨像過去一樣，變成像論件計酬般形成要脅，如果大黨希望小黨同意，必須答應小黨某些要求，這在過去時有所聞。
沒有財團包袱 小黨反而更賣力
當然，尊重小黨的權益和聲音，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過程。有些時候，某些議題反而是大黨被某些利益團體綁架，小黨因較不受利益團體「青睞」，反而有機會為人民真正的利益發出聲音，這也要考量。
小黨沒有利益團體包袱，反而可以替人民把關，維護民眾利益。圖為去年民國黨主席徐欣瑩（穿黃色外套者）在政黨協商中，力主廢除證所稅，最後終於通過，是小黨為人民發聲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圖片來源：徐欣瑩臉書）
所以，如何不被特定政治意圖的小黨綁架，也不被特定利益團體箝制的政黨協商機制，是未來大家都必須嚴肅面對的國會改革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