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兆仁博士（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發展與策略研究所所長）
全球主要國家與經濟體都全力投入工業4.0的產業政策，各國社會與經濟活動也因為人工智慧、互聯網、雲端科技、大數據及5G等數位科技的出現，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產及消費模式。
上述數位科技及自動化技術的突飛猛進，改變了傳統生產供應的關係，從以前的線性關係（上游廠商─中游廠商─下游廠商），轉換成供給與需求的循環回饋關係（廠商─廠商─消費者），這意謂當今的生產系統與經濟體系正在發生演化與改變，任何的創新與市場發展都要以包容性、協力性、共創性、共享性及共發性，來邀集同業及異業的利害關係人，參與開放式平台的協合共創，期以新技術與新服務，快速地參與市場再分配的新商機。
作法上，開放式平台的利害關係人，可以根據不同的產業課題，進行變形蟲式的配套組合，所以未來的生產與服務會出現動態式關係，即前述所提到的循環回饋關係。這樣的改變，也促使企業決策者與生態系成員需要更精緻性的思考與後續行動，以維持永續性企業成長與創新研發動能。
經濟全球化與數位化發展的挑戰
然而，全球經濟與技術的快速改變，也使得政府、企業、勞工必須思考因應變動中的社會與產業關係，找到建立更公平社會的途徑。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及高科技的集中化，已產生分配不公平及發展傾斜的現象，許多國家及社會出現了貧富階層的極化關係、產業轉型與數位落差的課題、自動化生產替代勞工等問題。
全球社會出現以上情形有幾項原因：1.技術的改變已將中產階級「空洞化」，也就是技術替代了人力。2.企業生產力的提高，並沒有轉化到大量勞力的薪資水平上。3.勞動職場的路徑變得更加流動性，勞動條件對勞工變得更加謹慎小心。4.許多產業因為沒有跟上數位科技的發展，而出現競爭力弱化現象，最後退出市場。
上述所言，都是「經濟全球化與數位化」所造成的結果，這也使得全球從事「低階技術」的勞工，在當今工業4.0的時代更加惶惶不安。
相對地，如果從另一面向來觀察，當全球社會在面臨這些巨大挑戰時，也同步開啟了「機會之窗」，亦即國際社會的企業與勞工會思考如何「協作」與「合作」的途徑與方法，運用數位科技的便利性進行鏈結，也讓技能能力相對落後的企業及勞力，有接觸新技術學習的新契機，促進新技術擴散得更公平，更能惠及相關企業與勞工。
全球都在推動未來創新
「創新」是經濟成長及創造就業的主要根源；「全球化與數位化」則是加速技術改變及擴散的重要推力，它們帶給產業「破壞式創新」，增加服務複雜度，改變的節奏快速，網絡鏈結效果提高，但也出現網路對社會影響力變大，且變得不確定性更高。
當經濟發展全球化與數位化之後，提升了網絡鏈結效果，也讓網路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對中小企業而言，「測、試」是傳統式的創新作法，然而在面對數位科技時代的來臨，傳統型的創新作法已不足應付未來創新，這是因為受限於「缺資訊、缺技能、缺資源、缺市場、缺專家」等課題，以致無法進行永續創新。
從政府部門的管理角度來看，如何在數位化科技創新的過程中，找到經濟永續發展與社會包容成長的均衡點，係重要的思考點，以避免潛在不公與不義的情事發生。
作法上，應建立創新擴散公平政策，提出整體發展架構，治理新經濟活動及推動企業家精神，落實競爭公平性、課稅合理性及提出良善規範與技能發展。
相對地，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政府部門可以投注資源，發行「創新協力劵」支援中小型企業與研究機構或大學，進行產品與服務的共同研發，共同解決營銷問題。
另外也可以思考提出「中小企業獎勵創新組合」方案，以研發創新優惠稅、補助及貸款等方式推動創新工作。
〈世界經濟論壇〉提到，未來40年，已開發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的總合經濟成長，約可增加80～90％，即以生產創新、通路創新及商業創新，提高整體效益，對市場提供新型與更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及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創新不能只看到經濟成長及增加就業，而是要以「人類福祉」為核心思維，以「經濟倫理」為依歸，因應未來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全面導入生產及服務的新挑戰。
案例上，如德國的工業4.0政策，是以數位化科技串接產業價值鏈及商業模式，產生新型態生產與服務，及對中小企業進行轉型升級輔導。
又如韓國在2014年提出製造業創新3.0策略計畫，推行智慧工廠，期以自動化、大數據等數位科技，提升生產製造技術，最終得以將數位科技移轉到中小企業；目標則是在2022年讓3萬家廠商達到智慧化工廠標準，累計訓練4萬名技術工。
英國則是提出「數位投石器計畫」，以境內創新知識仲介機構（技術中心或技術研發組織）對企業提供基礎性知識支援，成為「知識創新者」與「需求使用者」的合作橋樑；內容則是幫助新創公司與先端數位科技結合、以研發及創新促進產業應用性、提供軟硬體的支援，強化生態系成員能量。
歐盟歐洲創新委員會則預訂在2021年投入100億歐元資金，推動「水平歐洲」計畫，要將歐洲的創新研發成果快速商業化與規模化。作法上則是鼓勵科研專家申請計畫經費，結合產研協力關係及專家參與輔導方式，共同開發技術與商品。
數位服務稅是趨勢
歐洲先進國家在了解數位創新科技可導致科技能力產生極化現象後，巨型數位科技公司（如谷歌、臉書、亞馬遜等）已運用強大數位技術及平台，對全球消費者提供全方位服務。新興數位服務內容包括解決方案、網路廣告、數位行銷、網路購物、網路金融服務、線上開放式平台等科技化服務。
上述經濟全球化及服務數位化的結果，導致「低階技術從業人員」的工作保障更加不穩定。歐洲國家為因應數位時代及工業4.0帶來的挑戰，已陸續對跨國巨型科技公司課徵「數位稅」。
以法國為例，2019年7月開始對巨型科技課徵數位服務稅，其適用對象及標準，以前一年度全球合併數位服務營收超過7.5億歐元，並在法國數位服務營收超過2500萬歐元的公司，按其營業收入課徵3％營業稅，並回溯至今（2020）年1月1日適用。
英國則研議從2020年起，針對全球每年營收超過5億英鎊（約6.4億美元）的科技公司，要求支付從英國用戶所賺取營收的2％為數位服務稅。
總之，政府部門及企業決策者，必須深知全球化及數位化對於國家、社會、市場及個人的機會與挑戰，並針對數位科技發展與需求，提出「對」的策略與「創新」路徑，重新對社會不同成員賦予新任務與新責任，協力建構新數位創新環境，提升整體競爭力。
作法上，可亟思建立可操作性與務實性的「開放式平台」架構，凝聚利害關係人，發展出具包容性成長與生產力提升的新經濟合作關係。
此外，不論政府部門與企業，也要思考前瞻性及綜合性的數位轉型課題，包括如何對傳統經濟營銷模式進行升級、如何面對「經濟發展及技能極化」現象、如何提高勞工就業機會與所得，及如何提供足夠性的社會安全服務網等問題。
未來，為解決上述不同課題，公私部門的決策者必須同步結合未來創新、未來勞工及未來財政等互聯關係，找出未來包容性及成長性的整體發展路徑及內容，增加效能與效益。
黃兆仁小檔案
學歷：
英國約克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職：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發展與策略研究所所長
專長：
國際政治經濟學、東南亞經濟、公共政策、台商投資與貿易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東南亞所所長及企業發展推動中心主任
實踐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及資訊管理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