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台灣將面臨人口赤字帶來的結構性衝擊；如何減緩衝擊傷害？需仰賴政府與領導人展現積極態度，洞察趨勢，並根據國情精準掌握時機，提早部署對策，才能無施不效，改善人口問題。
文／張正昀
未來10～20年間，我國人口結構將進入劇烈變動；新生兒人數維持低檔，老年人口高速增加，支持經濟發展的青壯人口將大幅減少，戰後嬰兒潮與台灣經濟起飛時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將快速消逝。
人口危機已經是國安問題，特別是少子化問題，如果沒有得到紓緩，台灣將在教育、醫療、經濟等各個領域面臨結構性挑戰，例如，近幾年已經顯現的大學科系停招與學校退場潮；2025年老年人口將達總人口20％，約470萬，屆時國家需要大幅度朝向醫療與長照體系傾斜資源，否則無法因應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壓力與問題。到了2065年，青壯人口將少於總人口的半數，相當於每位青壯人口不只要承擔1位以上扶養人口，還要支撐起經濟活動，誠可謂如牛負重、任重道遠。
台灣人口問題無法單靠民眾個人力量解決，而且改善人口結構非一日之功，要靠數年、甚至數十年的積累，更需仰賴政府高瞻遠矚的規畫與政策引導，才可能減輕人口危機帶來的衝擊。
政策推動需掌握時機 政府要樹立價值
我國政府早在1960年代便開始關注人口發展，1968年，行政院首次頒布「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1969年訂定「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直到2014年，我國總綱式人口政策經歷7次調整。除了整體人口政策，近年政府針對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分別提出少子化對策與長照十年計畫2.0等。此外，今（2020）年8月蔡英文總統宣布加碼各類育兒補助措施，以實踐「0到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的政見。由於近3年生育率持續低迷，加碼現有補助措施，能否顯著提高新生兒數量，仍待後續觀察。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薛承泰指出，政府在推行人口對策時，應該注意兩項重要原則，才有助於效益發揮。
第一是掌握時間點。只會撒錢的政策不是好政策，政府不僅要能夠洞察潛在危機，更要前瞻趨勢，加上人口政策見效需要時間，所以精準把握時機推行特別重要。
薛承泰以2010年前後的推動經驗為例，當時他擔任政務委員，預判當年為虎年，而且2008年金融大海嘯餘威未盡，生育率破底機率高，認為政府不可以用「維持合理人口結構」模糊應對，必須推行鼓勵生育對策。經過一系列政策鼓勵，2010年結婚數反而較2009年增加2萬多對，進而幫助2012年龍年產下22萬名以上新生兒。
同樣地，今年爆發新冠疫情，因為實施預防隔離措施，造成許多新人推遲婚禮，2年後的2022年又逢虎年，屆時生育率會如何變化，政府應該提前預判，及時推出對策。
第二是政府要展現表裡一致的態度。薛承泰指出，加碼鼓勵生育措施，通常能一時見效，但因為邊際效應，收效會愈來愈小；此時，如果政府沒有積極展現態度，彰顯婚姻、家庭與生育的價值，便更難激發民眾認同與配合。
若欲改善人口問題，政府與領導人的態度表現至關重要，若將人口政策列為施政最優先的順位，最好能時刻保持言行一致，分出輕重緩急。
近年來，國人結婚數量下滑且離婚數量增加，不利於生育率提升。
鼓勵生育前 先鼓勵適時結婚
我國政府推動鼓勵生育時，除了年輕人觀念改變與經濟因素外，還面臨國人晚婚、結婚對數減少、離婚率提高、不孕夫妻增加等挑戰。
薛承泰指出，與具有高比例婚外生育的歐美國家不同，我國的婚外生育率一向很低，約維持在4％左右；換言之，我國結婚數與出生數的關係較為緊密。但近幾年結婚對數已低於每年14萬對，離婚對數維持在5萬對以上，相當於不到3對結婚便有1對離婚，值得注意。
此外，國人晚婚現象愈來愈普遍，根據內政部統計，1991年我國男性與女性初次婚姻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9.1歲與26歲；2019年則延遲為男性32.6歲及女性30.4歲。因為普遍晚婚，多數夫妻錯失了最佳生育年齡，內政部戶政司2019年統計，產下第一胎母親的平均年齡為31歲，比2005年的27.7歲延後了3.3年。
由於國人愈來愈晚婚，生育年齡延後，因此導致不孕機率增加。根據國健署統計，台灣每7對夫妻就有1對不孕，且人工受孕嬰兒數量近幾年持續攀高，2018年便有1萬236名人工受孕嬰兒誕生。因此，有論者認為應該針對不孕症族群，提高治療費用的補助，進而提升人工受孕嬰兒出生數量，減緩少子化問題。
薛承泰指出，不孕夫妻通常生育時間較遲，相對地，職業或經濟條件也較具優勢。雖然目前政府已提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不孕夫妻一定額度的人工生殖費用補助，但是如果要擴及全體不孕夫妻適用，仍會面臨補助不公的爭議。政府此時需要釐清，應以照顧弱勢為優先，或鼓勵生育為優先。因此，與其補助不孕症，不如換個思維，鼓勵年輕男女在適齡階段結婚、生育。
由此可見，我國國情之下，婚姻不僅與生育息息相關，更是改善人口問題的關鍵。鼓勵年輕人在適當時間結婚、維持婚姻幸福美滿，以及營造支持年輕夫妻生養子女安全成長的環境，是今後不可忽視的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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