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資本社會發展，廉價電視、冰箱和手機等電子產品快速流通市場，汰換速度愈來愈快，幾乎人手一機的世界，給予我們琳瑯滿目的選擇，卻也加劇了「電子垃圾海嘯」席捲全球的危機。由高科技堆滿的一座座城市電子礦山，究竟該如何解決？
文／侯彥伶
攝影／顏志倫
還記得1990年代，許多港台電影中，總是可以看到BB Call呼叫器的身影嗎？男女主角在呼叫器接收到訊息後，便趕往公共電話亭打電話，是當時蔚為風潮的聯絡方式。但21世紀過後，手機開始大量生產，因應社會的進步，消費者追求更快速方便的手機功能，製造商自然也以量產和不斷更迭出新的手法，來滿足市場所需。
根據國際市場研究機構IDC統計，2018年全球手機總出貨量共14億490萬支，相比2008年全球總出貨量1200萬支，短短10年內，成長了117倍。汰換後的手機，估計只有約20％能被妥善回收，剩下的不是被棄置，就是送進掩埋場；但全球總面積不變的前提下，掩埋場容量甚至日趨飽和，這些多出來的電子垃圾，又該何去何從？
台灣環保署統計，2018年全台廢行動通訊產品回收量共計2432噸，其中手機就有608噸，顯示目前電子垃圾中，手機仍占高比例。然而電子垃圾其實是巨大的未開發資源，舊手機中的貴重金屬如金、銀、銅，若能被妥善再利用，效益不容小覷，也在在顯示全球對於電子垃圾處理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毒害歷史〉
電子廢棄物問題存在已久，早期廢五金產業為元凶，歐美洋垃圾成發展中國家惡夢，台灣也曾淪受害國之一。
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表示，電子廢棄物問題存在已久，追根究底，還是歸咎於全球資本主義下的經濟模式。科技最原始的初衷，便是帶給民眾更好的生活，但現今的消費模式，卻讓科技似乎成了一種工具，大家為了賺更多錢，就消耗更多的資源，電子產品愈來愈琳瑯滿目，但資源浪費卻與日俱進；先進國家殘留的電子廢棄物毒害，甚至飄洋過海，來到了發展中國家。
為降低處理成本 進口廢棄物反毒害當地
1992年巴賽爾公約通過後，聯合國限制歐美等先進國家，禁止將電子廢棄物移轉到發展中國家，如中國、非洲等地進行處理。但為了降低處理成本，每年依舊有許多無視法規的業者，將這些廢棄物「偷渡」。以非洲國家迦納為例，2009年運送來的電子廢棄物，高達21.5萬噸，諷刺的是，大多數的廢棄物，竟都是從先進國家透過「捐愛心」的名義進入非洲。
當10台舊電腦被捐贈到落後國家，可能只有1台能被組裝，剩下的9台便被棄置，成為電子垃圾的一員。而對迦納當地人來說，這些由廢棄物堆成的山丘，竟成為他們賴以維生的「礦山」，每天有無數迦納人前來礦山撿拾廢棄物，就地焚燒以提煉貴金屬，再賣給製造商賺取微薄日薪。不只造成嚴重空汙，產生的有毒氣體，也持續毒害迦納人民。
另一個被電子廢棄物嚴重毒害的，便是中國廣東貴嶼鎮，也被稱為「電子垃圾拆解第一鎮」。這個人口只有20萬人的小鎮，幾乎全數的居民都在從事電子零件拆解與回收工作，用以賺取財富，可見其可觀的進口廢棄物數量。
若以每噸廢棄手機含有200克黃金來計算，貴嶼鎮一年可提煉2至4噸的黃金，價值約新台幣43.6億元，但賺取財富的代價，卻是高汙染與各種對人體的毒害。謝和霖分析，提煉貴金屬往往要使用強酸強鹼，例如早期多數人以王水來溶解黃金，但溶解後的廢液卻隨意排放，造成河川產生重金屬汙染，人們取用水源沒多久，就產生身體病變。
脫離代工思維 揭露高科技有毒面具
又以1970年代時，發生於台灣台南與高雄交界的二仁溪出海口汙染為例，位於河川中下游的灣裡地區，有數以萬計的廢棄物被丟置岸邊。當時正值台灣廢五金回收鼎盛時期，許多業者為了賺錢，從美國運來洋垃圾，除了造成廢液汙染外，為了提取電纜線裡的銅，更有業者將電線外圍包覆的PVC加以焚燒，產生大量的戴奧辛。當時的法醫科學家勞長春曾前往二仁溪採樣，發現當地空氣中戴奧辛濃度為正常值的100萬倍，可見汙染之深。
回憶1970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當時「台灣錢淹腳目」的景況，讓許多人印象深刻。但當時的榮景，卻是因為台灣在全球產業鏈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代工角色，靠著大量製造、大量銷出，來換回豐厚的收入。在這樣高度工業化、重複機械化的生產行為下，也引發了許多被忽視的潛在汙染，如廢水排放、空汙等，甚至有些案例至今還遺毒著我們。
2014年出版的《挑戰晶片》一書，推翻我們過去對高科技的過度崇拜與想像，回到實際的科學面，訴說著過往30年中，全球高度工業化的過程對人類造成的傷害後果，如女性飲用了被附近工廠有毒溶劑汙染的水源，而生下基因缺陷的孩子；或處於中下階層的人民，只能毫無選擇地讓家鄉土地被傾倒各種廢棄物。科技製造了便利，卻也為了更精美的產品，快速剝奪著地球資源。
〈減量方案〉
電子垃圾問題無法全數仰賴回收，嚴格的「源頭減量」是下個世紀關鍵？
身為《挑戰晶片》一書的作者群之一、深耕環境永續發展多年的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杜文苓博士說，台灣最大的電子垃圾問題源頭，確實是在前端的電子製造上。有著多年代工產業背景與思維的台灣，可以很有效率地大量製造商品，產品的良率更是全球數一數二，但於此同時，卻培養了生產商與消費者大量生產、再大量丟棄的習慣。
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台灣必須脫離傳統的代工思維，想方設法讓科技產業轉型，擺脫以往量產的生產模式，轉從源頭重新設計商品。相對地，製造端也必須要承擔更多責任，思考如何減少毒化物使用及回收難度.思考當產品流通入市場，是否會造成更多社會負擔？杜文苓表示，政府的帶頭管制、大眾的心力投注，都是能否扭轉台灣代工思維的關鍵。
方案1：管制製造源頭、減輕要害
杜文苓分析，若以現今高科技產業的特性來看，加上大眾媒體的渲染或迴避，許多汙染都是被「隱藏」的。比如科學園區外觀看起來無煙囪，但其實在各種製程上，還是會釋放或多或少的有害物質，或許不易被看到、聞到，但長期下來，仍會影響環境。以曾震驚各界的霄裡溪汙染事件來說，2001年起，位於溪流上游的華映、友達兩廠，每日合計排放3萬噸廢水至溪中，持續10多年，弔詭的是，每年水體標準及測量值都在法規範圍內，甚至通過環評；直到後來鄰近的村莊居民染上怪病、溪流魚蝦暴斃，汙染才被揭露。
科技大廠只著重製造，輕忽或根本不管廢棄物的處置，杜文苓坦言，台灣目前多數高科技製造廠對汙染源的前端管制，仍須加強效率。唯有當整個產業鏈，包括生產、消費、回收都緊密結合與有效循環，「自己的廢棄物自己處理」，才能真正讓高科技的毒害減輕。
方案2：業者與消費者都應思考源頭減量
全球化下的生產與消費模式，無疑是造成高科技汙染的元兇；有毒廢棄物的處理問題，對人類戕害的黑暗面，更讓各國不得不抬起頭來正視及面對。
謝和霖提到，並非所有電子垃圾均能被妥善回收，即使回收了，能否再被循環利用，仍無法確切得知。以電視、電腦的廢液晶螢幕為例，業者拆解後，取走具有回收價值的印刷電路板，剩下的玻璃面板可能送往掩埋場；而外圍的塑膠硬殼原本可回收，但近幾年回收價值大跌後，賣不出去的情況下，塑膠殼也愈來愈少人願意接手。
更遑論家中常見的電燈管，被當作廢棄物送往掩埋場的數量，每年多達上萬支，裡面所含有的有害物質「汞」，對環境造成的傷害自然不在話下。循環利用的過程中，仍有一些環節是無法達到的，只能透過土法煉鋼的焚燒或掩埋方式來處理，非百分百的回收體系，迫使全球開始思考：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電子產品嗎？
細論電子產品的好處，無非是讓我們擁有更方便的生活；但為何「方便」得靠不斷更換設備才能達到呢？謝和霖表示，電子產品的生產商，有計畫性地讓產品快速被淘汰，換取長遠的生產營收；透過讓消費者對產品產生依賴感，不斷更新軟體程式，當消費者覺得電腦run不動了，只好去升級或換新，形成一個「無止盡購買、無止盡丟棄」的線性經濟消費模式（註）。
註：線性經濟（Linear Economy）的特色是浪費資源，同時忽略外部成本的破壞性商業機制，也是工業革命下產物。商品生產、使用完後直接丟棄，接著再繼續新的生產，形成一個不斷製造高汙染的產業模式，與之相反的是追求能源再生的「循環經濟」。（資料來源：天下雜誌2017年出版《循環經濟》一書）
有效的解決辦法，便是從源頭思考減量。謝和霖建議，消費者應避免過度仰賴蘋果、微軟等高規格的作業系統，可考慮選擇Linux的自由軟體系統，例如只有文書處理需求，便只安裝相對應的功能，而非安裝過多用不到的軟體，才能延長電腦壽命。若電腦或手機真的太老舊想淘汰，但還能使用，切勿隨意棄置，可放到二手交易市場，讓有緣人延續它的產品生命週期。
方案3：鼓勵消費者選擇綠色設計商品
在選購電子產品時，消費者可傾向選擇綠色設計商品，慢慢去要求生產商製造可維修、可回收的產品。如荷蘭的公平手機Fairphone便是很好的例子，若一個零件毀損，只需更換零件即可，不需整支手機換新。環保之餘，也讓我們更深入思考電子產品的製造，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以及源頭減量的意義。
荷蘭生產的公平手機Fairphone，所有零件均可拆解，只需維修損壞的零件，便可繼續使用。
圖片來源：www.fairphone.com/en
方案4：企業應利用循環經濟模式經營
另外，現行電子產品業者，也可考慮往「租用」的營業方向去思考，如家電租用共享平台「電電租」，便是提供不想購買電子用品的群眾，另一種選擇方式。對消費者而言，每年付一筆租賃費，同樣能享受電子產品優點，又能延長產品使用壽命。若整體產業齊聚一心，往此方向努力，才能將現行大量生產的模式，轉為循環經濟模式。
〈他山之石〉
循環經濟刻不容緩，如何參考他國作法，使我們的家園永續生存？
根據高科技的摩爾定律，平均每一代的電腦約1年到18個月，就會換下一代，淘汰得非常快，且因為各個產品設計都有些許不同，在回收上十分複雜。於是可以提出一個疑問：究竟能否促使每項產品，都由製造端回收？
觀察目前台灣偏好以區域來回收的方式，如：將廢棄物拿到鄰近7-11回收。但回收之後，產品是否真能回饋到設計端，是個極大的問號。零零碎碎的各廠牌廢棄物收集回來，貴重金屬大家搶著要，剩下的垃圾不只價值低廉，分類又費力，最後只能被棄置。這樣的社會成本，難道不該由製造端負責？
瑞士：
政府強制零售商負擔回收責任
將眼光拉至國外，許多國家其實都已開始為自己過往輝煌的電子產品製造歷史尋求解方，從原本單純只負責「製造」，到開始轉變為「售後服務」。如瑞士政府立法要求消費者，須將不再使用的電子產品繳至回收站，強制零售商負起回收責任，而在新的電子產品售價中，更包含了後續的回收處理費；英國電信公司Vodafone提供的「Trade In」服務，若消費者自願將舊手機或配件寄回公司，可賺取現金回饋。
日本：
東京奧運電子產品回收創意
另外針對即將到來的2020東京奧運，主辦單位公開表示，比賽的所有獎牌，將全面來自電子廢棄物的再生回收。日本政府與民間單位透過向民眾募集老舊手機、家電等來達成目標，至去年為止，日本電信公司NTT Docomo已為奧運活動，回收了超過500萬支手機。
2020東京奧運全數獎牌，將由回收再生的電子廢棄物打造。
圖片來源：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89/3271/4332
德國：
業者自發的「押金外帶杯」、「裸賣店」創意
除了電子廢棄物之外，限塑議題也是各國環保行動的一環。德國新創公司Recup以「押金外帶杯」的手法，與各個飲料店合作，店內不提供一次性杯具，消費者須支付1歐元，以環保杯進行消費，最後將環保杯還至回收站時，方能取回押金。或是同樣於德國興起的「裸賣店Original Unverpackt」，店內販售的葵花油、沐浴乳、洗髮精等，全都無包裝，消費者必須自備容器購買，用多少取多少。無論是限塑或電子廢棄物問題，都是全球該關注的焦點，落實循環經濟刻不容緩。
回不去的世界 科技不該凌駕倫理
整個世界的進步趨勢，包括能源消耗、5G網路世界等，已是一個不可逆的進程；如何讓科技繼續平順發展，同時不成為反噬人類生活的怪獸，唯有更謹慎面對、處理，才能進退得宜。當科技重新塑造了人與社會、自然環境間的關係，所謂的道德倫理，更是不該成為科技的犧牲品。
對於許多電子產業仰仗著占國內GDP比重高，便無限制掠奪土地資源，杜文苓表示，政府應積極訂定產業的發展方向與規範，促使許多中小企業追求產業轉型，除了能讓科技更被智慧化地運用外，也要負起製造端責任。例如設計產品時，就要事先想到，它未來是好拆解、易回收的。
擁有好的環境體系，才能支持健康的經濟發展，環保與經濟，不該是非黑即白的選項，而是彼此環環相扣。什麼樣的經濟模式，才能達到永續與環保？是所有地球公民都必須去思考的。
當地球資源面臨枯竭，再生能源是否一定就是末日救星？以時下最夯的電動車為例，全面發展電動車，一定能解決所有環保問題嗎？杜文苓表示，產業發展目的才是關鍵。電動車比起燃油車，理所當然能減少油耗、減緩石油枯竭；但反過來思考，供給電動車的電力來源，若是透過大量燃煤發電，加上考慮鋰電池的製造與廢棄問題，其實也只是將燃油車的廢氣汙染，移轉到另一領域的汙染而已。
電子垃圾處理的盡頭，將隨著科技發展，永無止盡；我們唯一能做的，是站在產業的浪頭上，共同集思廣益、將心比心，細細思考各個消費行為所產生的結果，一同減少地球負荷，方能將電子垃圾毒害縮減至最小，留給子孫一片美麗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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