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璦竹
公共藝術應該賞心悅目，最後卻淪為公共垃圾？不久前監察院檢討政府前瞻預算，其實不只前瞻預算，公共藝術預算也慘淪錢坑，近年檢舉函滿天飛，同樣遭監察院調查。看過不少檢舉函的學者不諱言，在文化部修法，落實所有公共建設都要有1％經費設置公共藝術後，公共藝術預算入法的美意將完全喪失。
1992年立法通過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規定興建公有建築物必須自工程費中撥出1％經費設置公共藝術，但若為總預算5億以上的重大公共工程，例如橋梁、捷運等不受此限，可以低於1％。但該法於2021年末修法後，取消這個但書，並更名為《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自2022年起，所有公共工程不限金額都必須滿足1％公共藝術預算的規定。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專任副教授褚瑞基擔任公共藝術審議委員近20年，看過許多檢舉函，對此憂心不已。「這是把公共藝術當成機殼在做，把藝文變成製造業！」
他舉例說，高速公路局的邊坡改善工程，總預算為300億，過去只編1,250萬的公共藝術預算，但依據新法，就必須編滿3億；若經費未達1％，不足部分須提撥相同比例至主管機關設立的基金或專戶，例如，文化部的文化發展基金。
「文化部這次修法，有幫文化基金找錢的意味。」褚瑞基說。他聽到的一些「理由」包括老藝人被騙，急需資助等。文發基金是依據2019年立法公告的《文化基本法》設置，明定「文化部應設置文化發展基金，辦理文化發展及公共媒體等相關事項」。
前瞻計畫軌道建設預算龐大
更嚴重的是，前瞻計畫中有大量的軌道建設，例如，桃園台鐵改善工程，在鄭文燦市長任內改為地下化，經費大幅增加至1,000億以上，另外，如238億的嘉義市鐵路高架化、以及293億的台南市鐵路地下化工程，都因挖到文化資產施工受到拖延，預算恐怕大增，按照新法，都必須大幅增加公共藝術預算。
然而，公共藝術預算大增，卻沒有相應提升執行能力，絕大多數公共藝術的設計徵選與建造，都落在小科員的身上。小科員要應付極為複雜的審查程序，根本難以負荷，最後就變成一律找代辦公司辦理，以致亂象叢生。
監察院開始調查後，文化部感受到壓力，去（2022）年8月發公文勸導，「應以興辦機關（構）自行辦理為原則，落實審議監督與輔導權責」，希望盡量不要找代辦公司辦理公共藝術。
檢視2016至2021年，包括文化部、交通部、科技部及地方政府共25個公共藝術審議會，不只是六都的代辦比例都超過5成，就連文化部也占了一半之多，其中案量總和最多的台中市，委託代辦服務案也是最多，新北市與高雄市的代辦比例甚至超過7成5，中央的交通部更是高達82.8％，原因就是交通部預算最多。
「台灣公共藝術政策執行，與國外由中央或市府統籌不同，反而都是末端在做，例如區公所的民政科，或是學校的總務科。他們聽到要設置公共藝術，大多是腦袋一片空白。」《文藝條例》非常繁複，委託代辦可以「綁委員」，成功率大增，因此代辦公司特別多，褚瑞基說。
褚瑞基解釋，代辦公司的興起，除了因為公共藝術執行機關沒有相關經驗，另方面，公共藝術經費高昂，藝術家若沒有團隊，接案不易，代辦公司就會跟藝術家說，評委是他們提名的，要求藝術家給回饋，由此形成一種生態。
2008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開放機關委託廠商代辦，不過褚瑞基認為，問題不在代辦公司的存在，過去沒開放代辦時，公共藝術執行也可找顧問。為解決代辦公司的亂象，褚瑞基建議，政府可以強化公法人，來取代惡質的代辦公司。例如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真正的問題在於下放到末端執行。「這種百分比公共藝術在國外都是以城市為單位，因此由市政府專家執行，且執行與徵選合一，相反地，台灣都是下放到末端執行，執行與徵選又分開，當然做不好。」
中和區公所主辦的公共藝術計畫，由廖憶玲導演拍攝的《記憶盒子》紀錄片。（圖片來源：安家安邦新公園《記憶盒子》YT截圖）
公共藝術的理念，是為榮耀城市，褚瑞基舉例說，費城是由類似文化局統一辦理，透過網路問卷及直播公開徵詢社區居住者意見，藝術家也可自薦，某些案子在初審選出幾案後，會以網路問卷讓在地居民發表意見，並把意見給藝術家，讓藝術家據以提出修正作品後，後再由委員會投票選定案件，既透明又富於彈性。
美國平均一個城市一年只設置7件公共藝術，以人口880萬的紐約來說，1年設置7件，雙北人口合計約660萬，1年卻可以設置11到15件，最高時還曾達到17件。《文藝條例》實施以來，23年來竟設置了6,000多件，非常驚人。
代辦猖獗 缺乏透明性
因為通常由基層公務機關找代辦公司辦理，而非專責單位推動，品質自然難以把關。這些年網路曾發起「最醜公共藝術票選」，促使政府主動將彰化市和平路與中華路口三角公園裡的「蓮花燈塔」拆除，台北市春光公園的魔術方塊也因為每個角尖銳無比對準住家，基於風水考量，也遭到拆除命運。
有些公共藝術強調互動性，例如北捷公館站的〈偷窺〉，府中站內設置在挑空穿堂的〈空間之詩〉等，後者需要由電腦操控，結合LED字幕機，民眾可藉由手機簡訊上傳詩作，就會發表於字幕機上。這些電子設施都需要完善的日常維護，才能確保運作順暢。
數量龐大的公共藝術又衍生維護管理的問題。去年修訂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新規定須編列10年管理經費，同時也將退場機制明確入法，要求拆除移置需提計畫，並規定公共藝術評選小組必須有5分之1是執行小組成員，以保障能配合周圍環境與居民需求。
有學者憂心若經費集中在各縣市府文化基金，恐怕變成極少數官僚把持，弊端更多。褚瑞基則認為，這都可透過技術避免，比如基金可訂定專款使用比例，例如維護管理占25％、藝術教育推廣25％、設置及城市美學40％，其他10％；並採用申請計畫制，或補助藝術家進駐計畫等。
2002年的「文藝條例」修正，第9條的「設置藝術品」改為「設置公共藝術」，「品」不見了，而且多了「公共」二字。2008年，為因應公共藝術操作概念已轉化為「計畫」型態，進一步將原條文「公共藝術設置」用語，修改為「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公共藝術發展從「設置藝術品」、「設置公共藝術」到「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已經完全跳脫「藝術品」的限制。「計畫」涵蓋時間性的藝術、活動性的開展，此一調整也反應當代藝術對「策展」、「對話」、「互動」形式的高度接受。前述藝術家進駐，就是一種重要的計畫型公共藝術型態。
褚瑞基認為，台灣公共藝術立法深受民主化的影響，是目前執行面都下放到末端的立法背景。1991年爆發野百合運動，1992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立法，其後直到1997年子法《公共藝術設置辦法》才訂定，期間便是台灣社會經歷民主化浪潮洗禮。
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當時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開啟以「文化藝術」凝聚地方認同、培植在地發展的一系列政策，因此公共藝術與社區營造的地方認同等概念，緊密連結，導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大幅將公共藝術執行下放到最末端。
台北市社宅公共藝術計畫台北珍奇櫃，由涂維政的《移動博物館》擔綱，將人們搬遷過程中攜帶的物品翻模，仿古處理成類出土文物。（圖片來源：安家安邦新公園─公共藝術計畫臉書粉專）
計畫型公共藝術大增
褚瑞基從三方面檢視公共藝術政策的成果。首先是環境美學，如前述，在代辦盛行與維護不力的情況下，很多公共藝術已淪為公共垃圾。20多年來做過上百件公共藝術的林舜龍說，除了幫營區做的因軍方有維管規定，絕大多數都是每天遭風吹雨淋，讓他很擔心總有一天它們會敗壞砸到人，「機關一定要定期維護」。
其次，透過公共藝術來促進民主化普及方面，褚瑞基也認為難言達到目標，既沒有提高民眾參與，也看不出有提升全民美學教育。雖然用於軟體性的活動如藝術家進駐的比例大增，像社會住宅的計畫型公共藝術多半有不錯的成果，但由於僅限於新建工程，預算與效益仍難以匹配。
台中太平社宅的《家常對話》透過藝術家進駐，拉近了居民的親近感，一起分享故事、做木工、做飯等。新北中和安邦的《記憶盒子》紀錄片，記錄了居民的離散經驗，都達到了藝術拉近人心、提升心靈的價值。
社會住宅已成為公共藝術實踐的一大場域，卻不無隱憂。舉例來說，文化部公共藝術網站公告，台北市廣慈博愛園區社宅的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徵選，總經費高達1億2,800萬。
蔡政府承諾的20萬戶社宅中，有12萬戶為新建，若興建成本以每戶平均25坪、每坪12萬保守估算，總工程費共3,600億，用於公共藝術的預算上看36億。計入各縣市的社宅規劃後，就更可觀。
最後，就藝術家培育方面，由於代辦壟斷，林舜龍就感嘆，雖然公共預算大增，但公共藝術「饗宴」早已被特定業者狼吞虎嚥，藝術家只能吃「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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