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01

台灣吸引外資力道不足，近幾年都在全世界FDI（外商投資）評比中敬陪末座；究其原因，並非台灣市場太小，也不是台灣法規繁冗，外商最怕的就是政策不明確。

文／鄧鎮銘
攝影／施耀程

當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白宮和美國總統川普同台宣布，將在威斯康辛州投資100億美元，擴大面板廠生產；台灣企業出走美國，就此成為企業界尋求生路的下一個指標。

川普隨後更發表驚人之語，郭台銘的計畫其實不只百億，而是300億美金，讓蔡政府大驚失色。隨著郭台銘的腳步之後，台塑集團也跟進宣布，將在美國市場投資94億美元；川普祭出各項招商優惠辦法，牽動了84家台商爭相衝向美國設廠。新聞界形容，這恐怕是台商近20年來的最大遷徙。

即使政府提出「新南向」和「5＋2產業」等政策，財政部也不斷溫情喊話，請企業不要忘本、根留台灣；然而郭台銘只回應了一句話，「企業沒有祖國，市場就是我的祖國，但是不要忘了，我是在哪裡繳稅！」

大企業的商業布局，絕對是市場導向，政府提不出留住企業的計畫、沒有願景，自然怪不了企業。從扁政府時代的「兩兆雙星」，到馬政府時代的「六三三」，這些美麗的拚經濟口號，國人都記憶猶新，但是最後都成了政府的美麗謊言。企業要的是實質計畫，做不到的講得天花亂墜，只是給國人多添一齣笑話題材罷了。

放眼世界，全球最大的經濟市場，只有美國及中國，企業不去那裡打拚，又能去哪裡？台灣畢竟市場小，仰賴出口為主，又在諸多國際型或區域型關稅優惠政策上的協議談判，屢屢受制中國的掣肘，無法順利加入的情況下，大型企業為求生存發展，唯有另尋出路。

留住產業，首先土壤要有養分

「根要留住，首先土壤要有養分」，政府應該思惟，如何營造適合企業發展的環境？台灣天生腹地小、市場小，如何「造市」就顯得更加重要。如何整頓好投資環境，才能培育新創產業？如何讓各個產業在台灣這片土地，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而不是受政府青睞的產業，發展就會比較順暢等，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到底企業和民眾真正需要的經濟果實在哪裡？政府必須認真思考。

尤其行政官僚的任事效率，當川普9個月就能核准郭台銘的飛鷹計畫投資案，台灣硬是程序繁瑣地拖個一年半載，這對產業發展或吸引外來投資都是障礙。再加上台灣環評嚴格、勞工保護意識高張，這些都是令外來投資卻步的因素。

「屋漏偏逢連夜雨」，上個月815全台大停電，更凸顯了台灣供電不穩已經檯面化的窘境，雖然政府把罪過全推給一名中油包商的失誤，將停電危機定調為「人為疏失」，但對外資而言，恐怕是個大隱憂。

一名小包商，2分鐘時間，就能引發全台600多萬用戶大停電，凸顯的是台灣脆弱的供電系統。嚴格而論，815的全台斷電，不僅僅是一位小工程師的失誤，它更坐實了政府決策系統及操作崩盤的困境；因為從去年秋季至今，台電因各項電廠事故引發的尖峰備轉容量率不足問題，一直沒有停歇，這絕對會影響外資投入的意願。

台灣市場淺碟，投資環境又如此令人詬病，國際市場邊緣化壓力，一天比一天沉重，企業界無不憂心忡忡；但是蔡政府執政一年多來，似乎施政重點仍然放在年金改革、轉型正義等政治議題上，面對民眾憂心經濟欲振乏力的無奈感受，相對冷漠。

郭台銘說，美國的政治已開始真正走向為經濟服務。的確，當大國思惟都迎向經濟服務，台灣是否更應該調整步伐？

鴻海飛鷹計畫不到9個月就成行，高效率讓鴻海願意砸下百億美元投資美國威州。台灣要改善投資環境，不在市場，不在法規，而是政策不可預測。

聯合國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台灣吸引外資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五；這不是最糟糕的成績，在2011年，因為凱雷、AIG、美商大都會等出脫資產，台灣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首度出現赤字，排名全球第210名，幾乎墊底。近10年來，台灣吸引外資一路下滑，是不爭的事實。

台灣2015年外人直接投資金額24億美元，年減幅度約14.9％，為香港、新加坡、南韓亞洲四小龍中，外人直接投資金額最低者。

中經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表示，台灣過去10年來，外人投資FDI的排名，在亞洲幾乎都是最後一名，這個情況存在已久；於是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來台投資減少，但我們對外投資卻一直增加，這中間的落差便產生了「投資赤字」，也就是貿易赤字（investment deflation），亦即出去的多、進來的少。

投資赤字的背後，會連帶引發很多狀況，包括就業機會的消失、新技術動能下降、新經濟模式緩步等。因為如果對外投資是生產製造業，必然會把就業機會帶走；而新的技術、新的經營方式，因外人的貢獻愈來愈少，台灣就會逐漸跟不上國際市場。

台灣30年前經濟起飛，其實大量仰賴於外人投資，例如加工出口區生產製造，甚至台積電也是美國高端技術與台灣技術合作、回流台灣的典型。即便是服務業，像麥當勞、大型百貨公司等，都是外資大量投入的模式，如今可能都將要退場。

但是，外資退場的真正理由是什麼？市場說法紛紜，一說是台灣市場太小，一說是台灣的法規很繁瑣。

李淳分析指出，台灣市場太小，理論上可能站不住腳，因為像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新加坡的外來投資，應該要比台灣更少才對，因為他們的土地面積及人口都比台灣小，但事實卻相反。

馬來西亞是個更好的例子，馬來西亞人口與台灣相去不遠，但它的外人投資卻幾乎是台灣的2到3倍。所以市場大小，看起來並不是決定外資投入的主觀條件。

如果不是市場大小問題，那麼就是法規繁瑣的阻撓囉！但真是這樣嗎？台灣在世銀去（2016）年全球190個經濟體的經商環境評比報告中，「國際競爭力」指標與「經商便利度」指標排名，都在10名左右，表現都非常好；這是兩個國際比較會做跨國性比較的項目，足證台灣的法規並不是綁住外商的主要因素。

從以上分析觀察，台灣最近外人投資的低迷，既不是台灣市場太小問題，也不是法規繁瑣問題，至少從國際組織的調查分析，並不是投資法規限縮了外人投資台灣的信心。「問題是出在，政府政策的搖擺！」李淳認為。

政府必須先改善投資環境：投資案審查改為事後報備，讓資金先進場；審查要件具體化、明文化，避免人治濫權，讓市場不可預測，影響外資投產意願。

就產業來說，最怕的就是政策不明確。他們不怕法規刁難、也不怕法規嚴格；再刁難、再嚴格、再貪汙，他們都有辦法應付，只要在可預測範圍內都行。外商最怕的就是不可預測，今天可以的，明天不行。

台北市永春都更案延宕16年，去年風光動工，但興建一年後，上（8）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北市府敗訴定讞，釘子戶勝出；這將意味著，永春都更案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被核定撤銷，建照亦隨之失效，變成百位居民有家歸不得。這就是台灣在客觀環境中，充滿許多不確定因素。

最慘的一個案例，就是中嘉有線電視。中嘉有線電視是由外資私募基金進場投資，為什麼國內資金沒有介入？因為20年前有線電視市場異常混亂、龍蛇雜陳，只有外資基金敢進場。

私募基金的經營方式，舉例來說，就是去買一個爛尾樓，然後把它徹底改裝，變成一棟漂亮的洋樓，然後再將它高價出售，中嘉就是如此模式。他們有能耐擺平黑白兩道，然後把它的財務建置成正規公司的規格，系統完全數位化，達到國際標準。11年前，他們完成改裝，決定要獲利了結出場；當初是以200億買進，現在以600億出脫，要賣給本地業者。

然而，中嘉出售案前後經過6年、3次交易，卻全部槓龜；先是旺中集團有興趣，但爆發了紅色媒體事件，所以就破局了；再來是頂新，不巧又碰上黑心毒油事件被滅頂；最近一次是遠東集團，本來NCC都審查通過了，但政黨輪替後翻案重審，最後卡在「黨政軍條款」而破局。中嘉的投資股東至今還離不開台灣，真可說是三聲無奈。

這就是外人投資，卻想走也走不掉，無法自由退場的典型問題。其實今年年初，也有傳出有些外資銀行覺得獲利不高，想要退場卻被金管會強留的消息；政府以有礙觀瞻、會影響台灣形象的理由強迫外資留人。更早之前，南山人壽也碰過這種想走、走不掉的問題。

其他外商都看在眼裡，台灣市場進去不易，出來更難。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預測性就成了外商卻步的主因。當亞洲每個市場都相對獲利很高的情況下，他們當然會選擇能在操控範圍下營運的市場進去。

就算法規很落後，但終究是可預測的，譬如說中國、印尼、越南、菲律賓…等，這些國家的法規，遠遠落後於台灣現狀，就算再貪汙腐敗，但是它可預測，外資就願意冒險進場。

不可預測性其實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很多投資案走到一半，突然跳出環評問題，或是當初環評已經通過，又被要求第二次環評。這些不可預測性，碰到選舉的時候尤甚，這是外資面臨的最大困擾。

所謂不可預測，意味著無法評估風險，同時也無法評估獲利，因為獲利很可能被這種不可預測性全部消耗殆盡。在台灣投資無法計算風險，因此也導致無法計算獲利，所以乾脆不要來；台灣被外資bypass跳過去，其實最關鍵問題就是政策不可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