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馨儀 攝影 / 顏志倫
圖片提供 / 社團法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
「遊民」在台灣雅稱為「街友」，但由於遊民生活型態與主流社會迥異，加上居無定所、缺乏隱私，是「看得見的窮人」，故常成為社會維持公共利益下第一個被犧牲的族群，2003年SARS風暴席捲全台時，第一批被政府隔離的就是街友們。
為什麼會產生街友？台大社工系名譽教授鄭麗珍在研究報告中指出，長期失業、沒錢付房租、個人適應不良是淪為街友的三大主因。台大社工系名譽教授林萬億則表示，除失業之外，身心障礙街友通常是走失或被家屬遺棄，女性和年長者可能是被配偶、子女趕出家門，或為避免家暴選擇出走；也有部分街友是因身負前科，謀職不易，只能流落街頭。
「天生喜歡流浪的人是極少數，如果你跟著街友實際走一天，就知道那種生活一點也不好過。所以他們還是很希望有份工作，即便薪資很低。」長期關注遊民議題，曾被街友們封為「丐幫九袋長老」的林萬億如是說。
派遣＋高房價＝勞苦終日的漂流魯蛇
一般人總認為遊民是「懶惰的無賴」，卻不了解街友貧窮的背後真相。依據人安基金會統計，街友裡國中小學歷者佔61.5%，無一技之長者高達70.06%。由於欠缺專業，多數街友僅能靠做粗工、出陣頭、舉廣告牌…等零工餬口。有時遇到無牌人力公司，還會被苛扣薪資，不僅付出的勞力跟收入不成比例，受到職業傷害也只能自認倒楣。
「其實街友比我們想像的還更勤奮」，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郭盈靖表示，近9成的街友從前都曾有工作，其中甚至有1成曾是老闆。協會社工李宛真也指出，「很多人都認為街友遊手好閒，事實上有7成的街友會打工。但因為他們的工作屬於派遣勞動，每月薪資不到3,000元，根本租不起房子，所以只能流落街頭。」
令人憂心的是，由於產業結構改變、人力「億萬豪宅vs.居無定所」，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更凸顯出「居住正義」亟待落實。派遣增加，造成「青年貧窮化」，加上政府無力遏止房地產炒作，使年輕卻陷入居住困境的「漂流魯蛇（loser）」日益增加。郭盈靖指出，過去的遊民多數屬老弱殘，但目前青壯年街友已占遊民總數近3成。若將借宿友人家、工寮等居無定所者計入，有工作能力的「隱性遊民」其實比想像中更多。而這也符合鄭麗珍指稱，有研究推估「遊民黑數是政府列管的10倍」的說法。
「這個社會最諷刺的是，當社會在為1坪200萬的豪宅讚嘆時，有些人卻連1坪的棲身之處都沒有」。郭盈靖擔心，一旦再度爆發類似2008金融海嘯的事件，或是社會支援系統中斷，「這些年輕的高風險群可能朝不保夕，有一天也會淪為街友！」
街友多數從事派遣工，派遣制的低薪又造成青年貧窮化，若不改革制度，街友問題永無結束的一日。
被忽視與歧視的弱勢
街友的存在雖然顯眼，但由於總體人數少、流動性高，導致街友在政治上成為零散且不確定的選民。也因為街友屬於「三不一沒有」的族群─人不多、問題不迫切、不構成威脅、沒有選票，政府通常不會以其為訴求對象。除非靠民間團體將遊民議題公共化，才會引發政府關注。
但因街友被社會大眾歸類為「不值得援助的窮人」，輔導街友難以獲得肯定，故協助街友的組織在台灣寥寥可數。民間團體在扶助街友的過程中，也常面對社區的壓力。「你們來幫忙是很好啦，但如果你們不在這裡，搞不好遊民會自動消失」，這類評語顯示社區將排斥遊民的心態「轉嫁」到公益團體上，也呈現出鄰里與公益組織之間的矛盾關係。
此外，街友也常被視為是「愛酗酒、會吸毒、有犯罪之虞」的族群。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方孝鼎解釋，街友之所以飲酒，多是為了驅寒不得不為之，或是為澆愁解悶、與同儕共飲而養成酒癮。所以酒癮通常是流浪的果，而非成因。林萬億則指出，台灣的遊民鮮少有毒癮患者，「毒品這麼貴，真正的遊民哪會有錢買？」
林萬億語重心長地表示：「街友被當成『都市之癌』其實是太誇大了，但社會對遊民的貶抑或忽視是事實。遊民各自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又遭受優勢階級不同成分的歧視，這不是一兩天可改變的。不過在社福體系愈健全、社會包容性愈高的國家，人民淪為遊民的機會就會愈少。」
輔導街友 政府內部問題重重
如何輔導街友脫離困境？林萬億指出，社福體系必須包括緊急服務、過渡服務、穩定服務三者，否則很難奏效。
繁華的台北車站外，公益團體提供的禦寒帳篷中，瑟縮著街友的夢。
台灣民間團體由於資源有限，故多從事第一階段的緊急服務，提供衣食、醫療、盥洗、暫時性庇護為主，各縣市政府的遊民收容所亦屬此類。但因服務內容相似，彼此連繫不足、福利給付標準不一，導致個案遊走於各單位間尋求資源，使服務效果受限，甚至產生福利依賴，造成街友反而不易進入下一階段尋求脫貧的機會。
第二線的過渡服務，包含身心治療、教育訓練、協助安置。由於當中涉及大量資源的投入與整合，目前只能仰賴政府部門，但其中卻問題重重。首先，街友屬於「需要個別服務的流動人口」，政府跨部會、跨縣市合作的意願並不高，一旦涉及預算問題，各縣市政府便會將「戶籍地不明」的街友摒除於自家大門之外。而地方政府一邊要社會局輔導街友，一邊又要清潔隊丟棄遊民家當的行徑，更暴露政府各部門間缺乏整合。
此外，社工編制不足也是一大問題。以台北市為例，中正、萬華兩區的街友約有600人，台北市遊民專責小組成員僅有5位。社工每天上午面對數以百計的街友，下午還要處理行政工作與個案紀錄，有些社工自己都是派遣人力，飯碗朝不保夕，怎有心力個別輔導大量街友？
至於第三階段的穩定服務，則以提供「住宅」為關鍵。
「沒房子就沒門牌、沒信箱，也不能申請電話，這樣就算公司想錄取，街友也接不到通知」，熟悉街友困境的林萬億，一語道破住宅與就業間的連結。他表示，不論是社會住宅或房租津貼，都是可以讓遊民穩定下來的方法，但台灣受限於缺乏政策，導致社會住宅遲遲無法推行。不如學習美國，與小旅館或空屋屋主簽約，將房間分配給街友居住。之後請社工定期訪視，勞工局的交通車亦可定點接送至職業訓練班或求職面談處。如此一來，房東有錢，街友有家，政府也解決了問題。
郭盈靖則認為，台灣的社會住宅由於常與「弱勢」連結，周圍居民為防止房價下跌往往極力反對。事實上，社會住宅不一定要定位在「弱勢」，例如新加坡與香港就有高比例的公共住宅，以保障人民能「安居樂業」。而韓國將國家考試宿舍釋放為平價公共住宅的概念也值得效法，政府應出面將「蚊子館」與閒置空屋改建，讓年輕家庭或低收入者能以低價承租，而非每天想著要如何都更、土地活化。
治本仍須回歸法律與體制層面
住宅之外，協助街友最終仍須回到法律面。相較日本已於2013年制定全國通用的《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法》，或歐美先進國家將街友問題向上游推展到住宅供給、所得維持與家庭功能等社政層面，我國仍停留在依《社會救助法》第17條授權地方政府自行訂定遊民輔導辦法的狀態。
由於現行法規著眼於「社會救助」，以「戶籍制」為根本，不僅造成「有房、有門牌者有補助，窮到沒門牌的反而無法申請」的窘境，街友因直系血親有收入而無法請領補助的狀況亦時有所聞。可見現行法規脫離現實，亟待修正。
方孝鼎也指出，台灣因缺乏整體性、預防性的政策規劃，因此基層社工接觸到的街友多是長期流浪以致身心俱疲、關係斷盡、案底債務纏身的多重問題個案，即使投入資源，也不易回歸社會。這也使地方政府更傾向於花小錢提供餐飲、盥洗、寒冬庇護，避免街友死亡、髒臭；而非花大錢解決問題，輔導街友重生。換言之，中央政府的保守政策與立法，間接強化了地方政府「治標不治本」的取向。
除了修法，還要改變體制。芒草心慈善協會理事長張獻忠認為，雖然政府目前已有對街友的就業協助，但一旦他們失去工作，仍會再進入流浪的循環。「工作權無法受保障，等同生存權也遭剝奪」，郭盈靖與李宛真表示，若就業、住房等上游問題沒解決，不管花多大的預算，也無法減少街友。政府應管控非典型就業氾濫、房價炒作等問題，「伸出代表公共性的左手」，解決不公平的體制。
街友是一個人的財務狀況、居住結構、家庭關係崩壞到最後的產物，也是國家底層生態的縮影。參照已開發國家的經驗，經濟愈發展、階級兩極化會愈明顯，遊民數量與問題複雜度只會增加不會減少。2008金融海嘯後，全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居住危機」，台灣的低薪高房價，也使年輕人擔心自己淪為街友的危機感變強。街友人數雖少，但問題難以根除，如何在向下沉淪之前拉他們一把，如何讓街友有尊嚴的活、有價值的活，進而回歸主流社會，在在考驗著政府的公共性與民眾的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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