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總統文在寅為照顧弱勢勞工，連續2年大幅調高最低工資，卻意外引發勞工、自營商與零售業者間的矛盾與強烈反彈，在各項經濟指標未見好轉的當下，期望能快速改善勞動市場環境，仍然充滿挑戰。
文／陳羿緻
攝影／顏志倫
南韓與日本近期分別大幅調漲最低工資，看似應該讓民眾皆受惠的政策，結果卻引發勞資雙方都高度不滿。韓國微型企業聯合會甚至威脅拒絕配合，他們表示，這將讓原本就營運艱難的眾多小型企業主面臨裁員或關門的命運；而日本中小企業對於人事成本將增加的反彈聲浪亦同樣高漲。
南韓勞工方面則是抱怨，雖然最低工資調漲，但新制上路後，他們領加班費和獎金分紅的機會更少了，使得他們的實際收入減少，因而許多南韓勞工認為他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再加上有些小型企業主因無法負擔所增加的人事支出，選擇改為讓自己家人幫忙顧店或縮短營業時間、提早打烊，導致青年失業率有增無減。
南韓政府原本希望藉由大幅調高最低工資，加惠基層低薪者，沒想到許多低薪者收入反而減少，還影響到企業聘僱人員的意願趨於保守，引發勞動市場一番波動與不安。
日韓大幅調高最低工資 引發勞資雙邊反彈
日本、韓國7月都大幅調漲工資，南韓最低工資委員會通過，基本時薪將自2019年起，調升至8350韓元（新台幣239元），漲幅連續兩年超過10％。而日本7月下旬也拍板最低工資，全國平均時薪調漲26日圓，達874日圓（新台幣243元），創下日本自2002年以來的最大漲幅。
日、韓政府今年雖皆大幅調高最低工資，不過兩邊的立意不盡相同，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方俊德分析，南韓主要是為了解決勞工過勞以及貧富差距的問題，南韓總統文在寅在競選時就主張反財團，允諾照顧基層弱勢勞工，他上任後就勞動政策所提出的變革，不僅大幅調漲最低工資，同時還縮短工時，將最高工時從每個月68小時降低至每個月52小時，期望能藉此改善勞動市場的環境。
但因為南韓前幾個月剛通過《最低工資法》新制內容，將勞工原本可多拿到的分紅與福利金（包括交通與伙食費）訂下設限範圍，因此雖然基本時薪上調10.9％，勞界卻因勞基法新制而無法實質受惠；另一方面，零售與餐飲業者，在最低時薪調漲後，立場歸屬於資方，但實際上，他們有人不僅要面臨高房租、人事成本、原物料成本上揚等問題，還得面對因為電子貨幣日漸興盛，部分收益被轉嫁，以及母公司高抽成或不合理的合約條件。有便利商店業者表示，調高最低工資後，他們的收入甚至比員工還低，因此不得不縮短營業時間或減少人力。
至於日本方面調高工資，則最主要是為了解決日本國內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目前世界各國最低工資都在調漲，若日本最低工資不漲到一定幅度，對於他們預計引進國外人才或外勞的需求相對困難。
日本目前全國平均最低時薪為848日圓，低於多數先進國家的逾1000日圓，因此安倍政府2016年即訂下每年調薪3％，期讓全國平均薪資時薪能達到1000日圓目標，一方面也希望藉此促進消費，日本前2年已各分別調漲25日圓，加上今年連續3年達標。但因為造成人事成本負擔過重，日本中小企業也是反彈聲浪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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