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12年前即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法規屬完備，但兒少保護工作依然面臨困境，社工人力不足、流動率高，保護型社工缺乏人身安全保障，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名額不足…等問題存在已久，而隨著社會結構變遷，家庭照顧功能下降，更需要完善的社福體系來支撐。

文、攝影／陳昊安

2003年，立法院正式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象徵台灣對兒少權益的重視，兒少保護更上一層樓，然而每年的兒少保護通報案量卻是有增無減；2012年，村里幹事納入責任通報範圍後，通報案量明顯上升，開案數也增加。在政府高呼「通報」口號的狀況下，通報的後續處理如何？社福體系是否逐步健全？

通報調查疲於奔命　社工與案家關係緊張

針對每個通報到縣市政府社會局的保護個案，有一定的處理程序，包括：24小時內訪視調查、確定開案、緊急安置、遞交報告書、安置輔導、提供親職教育、聲請保護令、庇護安置、陪同偵訊或出庭、監護權調查評估、轉介服務、諮商輔導、返家輔導、追蹤輔導或與其他專業團隊合作等，在實務上，保護性案件大致不脫上述範圍。

依據不同縣市的狀況，個案的處理方式可分為：
1. 全由公部門處理。
2. 公部門調查後，交由民間機構進行後端處遇。
3. 開案後即轉送民間機構。

不論如何，社會局或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簡稱家防中心）的社工均需負擔24小時內訪視、72小時交報告、送安置的工作，需夜間輪班或隨時待命，通報案量增加使社工疲於奔命，稀釋對真正緊急案件付出的心力。

調查工作常遭遇的狀況如：資訊模糊調查未果、訪視被拒、家長嚴重抗拒及防衛。張老師基金會社工督導劉玫伶說，進行調查最常見的反應就是「誰叫你來的？」畢竟社工員登門拜訪事出突然，又是非自願性個案，家長容易感到威脅與不安，直接反應常是否認，與社工處於對立狀態，社工只好搬出法條使其配合，但對於雙方建立關係並無益處。

後援單位功能受限　家外安置面臨兩難

此外，緊急安置面臨的問題還有後援單位能否發揮功能。寄養家庭長期不足，且發展寄養家庭服務的組織背負家庭受挫、不再提供服務的壓力，傾向保護寄養父母，然而兒少遭遇危急事件後，易出現不同於常人的情緒或行為反應，雖會進行配對、試養後正式簽約，但仍可能有管教或適應困難，兒少淪於在寄養家庭間流盪；機構安置方面，安置機構會保留緊急床位，部分縣市則有緊急安置專門機構，但屬集中式管理，需為有自理能力的少年。

據曾任職於公部門的社工員表示，緊急安置的現場是很撕裂、衝突的場合，除了現場的張力和可能的風險，也是對社工個人價值觀及工作信念的挑戰。目前社工體系也開始反思「家外安置」的妥適性，《兒少法》中明文規定家外安置之順序為親屬寄養、寄養家庭、機構安置，符合緊急安置條件應強制安置，但實務經驗上，有些孩童不停延長寄養期限，尤其年紀較小的孩童，對寄養父母的認同可能高於原生父母，回歸原生家庭並不容易，因此在家外安置時會有所保留。

家處服務量身打造　逐步提升家庭功能

經調查訪視、確定開案後，會依案家狀況進行「家庭處遇」服務，協助家庭成員適當教養，提升家庭功能，營造利於孩童健全成長與發展的環境。

第一步，社工員需與案家建立信任關係，建立關係是一切服務的基礎，再透過了解家庭背景、環境及變化歷程，進一步評估不當對待的原因，擬定處遇計畫，包含：資源連結、團體輔導、親職教育…等，兒福聯盟家庭服務二組組長黃巧妮表示，實務經驗發現，若家庭有經濟議題，而社工能實際助其改善，較容易建立信任。

黃巧妮提到，肢體虐待的狀況常見於「過當管教」，華人家長許多仍傾向責打教育；另一方面，疏忽照顧者常是家庭經濟困難、照顧者長時間外出，或照顧者有酒藥癮、精神疾病等。要引發家長的改變動機並不容易，也存在「你憑什麼教我怎樣管小孩」的質疑，透過家長的用字遣詞觀察其對自己管教行為的態度，引導他回想自己的成長經驗、當時的感受等，使其站在孩子的立場設想，再一步步討論具體的管教方式。

「家長對待小孩的方式常複製自己的經驗，尤其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可能具備比社工更多的教養知識，需從價值觀著手；也有部分家長不知拿孩子如何是好，提供資訊便很願意學習」，黃巧妮說，「最困難的是家長雙方教養態度不一，社工員無法替他們決定以何人為主。」

各單位位著眼點不同　服銜接易有落差

針孩童經安置的家庭， 需處理家長對安的反應，比如憤怒、不置可否，情況穩定後安親子會面以保持情感聯繫，創造有利返家的情，但此時寄養家庭與原生家庭兩端分別有不同社工員負責，「什麼樣的家庭才適合撫養小孩」不同的組織或個人答案都不盡相同，其間的差讓孩子可能在準備不足的狀況下回到原生家。

部家庭功能提升不易，孩童長期寄養，或者顧者委託寄養，黃巧妮說：「台灣沒有『剝親，不過法院可裁定停止親權，在此之前會確定什麼方法都試過了』，因此在社福體系內打轉久。」停止親權後有可能進入出養程序，但孩的年紀已大到國人不願收養，必須走國際出養路徑。

另，社工人員並沒有強制要求酒藥癮者接受療的權利，僅能透過申請保護令的方式，請法強制要求接受治療，然而，保護令核發常需1〜2個月的等待期，核發後，後續矯治是否有效也無法保證；目前的精神衛生法基於人權考量，如家暴施虐者沒有自傷或傷人的情況，是無法強送醫的，長期於台北萬華地區耕耘、進行弱勢服務的立心基金會主任許水鳳提到，過去衛生所定期訪視精障者，關心其服藥狀況，具有一定效果，現在卻不見衛生所人員蹤影。

社福工作環環相扣　結構性困難難改變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所總幹事羅華容表示，保護型（含高風險、家暴、兒少保）社工愈來愈難找，因為危險性高，無人身安全與職災保護措施；公私部門職缺均以約聘居多，待遇不佳，且升遷管道有限，生涯發途徑不明，「若需背負養家重任，社工很可能選擇離職」。面對「人」的工作相當倚賴在場的專業人員即時反應，家庭系統發展的建構能力、資源連結能力都是社工重要的配備，工作環境造成人員流動，人員流動造成訓練不完整，整體工作存在結構性的困難。

「其實政府已經做很多了」，羅華容強調，「只是現代人愈來愈懂得爭權益，應該教育民眾：資源是『不得不』才用」。黃巧妮也提到，有些案家會認為社工是來「紓困」的，誠然社工的業務龐雜，但仍有核心目標，並非任案家索求。

羅華容認為，政府可在宣導短片中放入社工角色，使民眾對社工的身分和功能有清楚的認知，予以尊重而非威脅。另外，在機構內應繼續強化社工專業，予社工員未來的保障，母機構的支持對社工及業務發展都相當重要。張老師基金會與兒盟的社工，在母機構支持下增聘社工，案量尚在可負擔範圍，督導制度完善，還有自我照顧團體等，否則兒少保社工平均每人80〜100案，幾無喘息空間，易造成專業枯竭。

政府宜廣納前線聲音　機構間加強橫向連結

許水鳳表示，立心基金會承接台北市「強制親職教育」業務，社工每開給家長就是50小時起跳，一次上課或諮商僅1〜2小時，1個月1〜2次，加上缺席，經常要2到3年才能完成規定時數，每一點改變都是長時間累積，但常常到服務對象出現轉變跡象，欲進一步服務，政府撥款已用罄，得設法自籌經費。

民間社福機構承接政府委辦業務，雙方理應是對等的合作關係，然而過去契約多由政府單方面擬定，認為「出錢就要做到好」，提供的經費往往卻只夠做最初階的服務。許水鳳表示，近年來狀況已有改善，在爭取經費時較能夠被理解，另外，建議評鑑項目應互相討論。黃巧妮也提到，官方資料庫的建立應求實用，不只是為了評鑑作業而徒增文書工作。

許水鳳說，民間團體動能強，許多工作人員較高考公務員資深，又站在第一線，長期耕耘地方，政策擬定的過程需透過民間團體反映意見，掌握地方狀況及未來社福服務的趨勢。地方團體主動串聯協力，建構良好的社區資源網絡，並實際使用，「經常溝通，了解彼此在做什麼，就漸漸能互相體諒，否則在彼此缺乏信任的狀況下很難合作。」

羅華容表示，各社福機構之間的橫向連結仍不夠，方案整合的合作方式會讓機構受限於自身關注的議題，而未見全局，她樂見台北市社福聯盟的出現，能夠跨機構、跨議題的彼此了解，進而思索可能的合作方式。

社會結構變遷，家庭組成漸趨多元，新移民比例上升，文化差異在所難免；中產階級趨貧化，需費心耗時於生計；家庭人口數減少，鄰里之間關係淡薄，難互相照應，這些原因都造成家庭照顧功能下降，應以社會現象來理解它，而非標籤化個別家庭，也因此需要更強大的社福體系來因應，是順應時代變遷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