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起床打開臉書，看不到任何一條新聞，會不會覺得訝異？這個狀況發生在今（2021）年2月18日的澳洲，因為澳洲國會訂定新法，規定科技公司必須付費給新聞出版業者，以償付平台轉載媒體新聞的費用；他們認為臉書和Google吞噬了多數的廣告收益，所以要求兩家公司為自家平台的刊登內容付費，以補償新聞業者。
文／蕭有涵
攝影／顏志倫
臉書為抗議澳洲付費新法，大舉屏蔽所有新聞媒體，但次週又旋即恢復所有頁面，對付費新法表示妥協。今（2021）年2月25日，澳洲國會正式通過新聞媒體和數位平台強制談判法（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未來臉書和Google將支付當地新聞媒體業者和出版社合理報酬，並維持澳洲新聞業的公共利益。
然而，此次事件並非個案，歐盟自2016年便將矛頭對準科技業巨頭，他們認為亞馬遜、蘋果、臉書及Google，大量掌控歐盟人民的數據資料，不僅造成不同層面的資安風險，也衝擊各國媒體和科技產業，歐盟因此進行反壟斷制裁，單是Google就在3年內被開罰3次，罰金高達82億歐元，顯然是媒體業界對科技平台大廠強勢掠奪新聞資源的全面反擊。
澳洲政府和歐盟出手介入市場，喚起了一波公民意識，嚴正探討新聞業者和社群媒體的利益均衡問題。而去年年底，台灣也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關閉中天新聞台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促使民眾深入思考言論自由的界線，以及保有新聞內容獨立於政治之外的重要性。
新聞和社群媒體利益失衡
「所有的立法，從來都不是為了要保護誰，而是對利益均衡的考量，」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章忠信博士說。
臉書透過民眾轉發的新聞內容，增加了自身平台的豐富性，吸引廣大群眾上網瀏覽，同時招來廠商投注廣告，創造營業收益，導致原本依靠廣告為生的新聞產業逐漸蕭條；業者遂聯合力量，遊說澳洲政府介入市場。若單純將新聞媒體和社群平台視為生意競爭，便可看出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不平等。
已被歐盟重罰多次的Google，對這次事件的態度與臉書截然不同，他們不向政府抗議，而是採取與澳洲當地媒體及出版業者簽署新聞授權合作協議的方式；因為Google深知自己的平台調性與臉書迥異，之所以能建立強大的搜尋引擎，是因為他們採取全面性「主動向外」的網站鏈結；而臉書的文章則是使用者在平台內自行轉發分享，屬於「被動性鏈結」，而且不是全面性。由此可看出兩者對澳洲付費新法的立場與處置上的差異。
過去紙本時期，單靠賣報紙所賺取的收益，僅能攤提聘請派報員的人事費用；若再包含採訪、編輯製作及印製等成本，一份10塊錢的報紙，不可能養活一家報社。因此，新聞出版業者最主要、也是最大的收益，是來自廣告。
一般人若從新聞官網首頁進入文章介面，都要經過幾個步驟，同時也決定了廣告費用的收取次數。章忠信博士打了個比方，如果我們從大門進入客廳，再到書房，走到書桌前，拉開抽屜，找到抽屜某個角落，須經過6道程序，所以可收取6筆廣告費用；但如今透過社群平台的新聞轉發，可以直接進入抽屜區，而不需經過任何頁面，使得原本可收取的6筆廣告費，縮水成1筆，無怪乎媒體業者會大喊不公平。
許多媒體嗅到這個危機，紛紛轉為線上訂閱制，以內容質量取勝，與其他線上的八卦或農場文章進行區隔。讀者若希望看到優質的網路文章，便需付費成為會員，才能進入閱讀。但這樣的線上訂閱模式是否能夠力挽狂瀾，將讀者目光從社群平台轉移至新聞網站，還有待時間證明。
過去新聞業者可以從新聞官網入口到文章之間，收取多筆廣告費用；但如今只要從社群平台網址直接點入即可，使得廣告費縮水成1筆，引發業者大呼不公平。
新聞立足點弱 公民意識低
面對國內業者跳腳，澳洲政府需要煩惱兩件事，到底該讓更多外國企業在澳洲境內做生意？還是先保住本國新聞媒體？澳洲政府無疑地選擇了後者，因為他們非常清楚，擁有自身的報導視角和觀點，是建立國家公民意識極其重要的基礎。
章忠信博士表示，當國外發生新聞事件時，台灣媒體通常是綜合外電報導撰寫新聞，草草了事，例如今年2月初，緬甸發生政變傳聞，國內沒有任何一家新聞台記者到場採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除了因疫情而無法任意出入境他國之外，還與新聞出版業長期受到網路文章衝擊，僅能以低成本製作報導的惡性循環有關。
但身為第四權的新聞媒體，須肩負起監督政府和審查案件真實性的責任，例如近期進口萊豬議題，政府為彌補台灣養豬業者的損失，遂決議發放補貼；但若追究其源頭，假使不開放進口，政府就不必拿人民的納稅錢「倒貼」養豬戶；所以媒體應該要有揭發真相的慧眼及能力，建立起集體公民意識。
但失去了觀眾群和廣告經費的媒體業者，無力培養優秀的團隊和產出優質的報導，現在的新聞業者為抓住讀者眼球，只在乎衝高點閱率，用大數據分析個人喜惡、投其所好，早已缺乏撰寫新聞的中立性，也失去從自身視角出發，去思考、批判事件的採訪能力；記者只要從國外新聞網複製貼上，便能輕鬆產出文章，但闡述的內容卻都是他人觀點，已失去獨立思辨的能力。
因此，無論是澳洲政府或歐盟，都深知新聞的價值所在，但左右民眾資訊及社會意識的Google、臉書等卻是外國企業，這將會對建立國內公民意識產生很大影響。為安定歐洲和澳洲人民觀看事件的立足點，保住自家新聞業者是絕對不能退讓的舉措。
章忠信博士提醒，由於台灣民眾尚未具備這種危機意識，所以在吸收網路資訊時要特別小心，可以多瀏覽與自己意見相左的新聞內容，不要被大數據洗腦及掌控，才能為自己建立獨立辨別和思考的能力。
建立網路主權 檢視公平性
網際網路發展至今已超過30年，所有國家都在觀察網路平台和傳統媒體是否能夠均衡發展。章忠信博士強調，「科技須先於法律」，否則法規將會阻礙產業發展。但眼下傳統媒體市場不斷被瓜分，在各國政府不得不出手制裁、保護的情況下，會衍生出另一種情形，就是網路主權的界線劃分。
網路是否有主權？答案是肯定的。過去全球提倡網路無國界，只要在螢幕前動動手指，便能與全世界的資訊連結，同時線上貿易也橫行無阻，無須經過審核，直接就能面對越洋的消費群眾。因此，為避免自身利益受損，各國紛紛劃出網路界限，不僅反對線上貿易壟斷，也是保護人民避免遭受外界意識操控。
劃出網路主權，有利於保護國人思考的獨立性；但讓新聞媒體獨立於政府，更是有其必要性，才能夠發揮監督政府的作用。例如去年底，中天新聞台被NCC撤照一事，引發民眾正反兩方論戰；章忠信博士表示，若公民意識足夠，民眾自然能夠清楚判斷新聞言論的真實性，並拒絕觀看，讓收視率下滑，憑藉市場競爭淘汰新聞台；但引發民怨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是擔憂政治力量介入操控，並左右NCC的決策。
幸運的是，隨著公民意識的建立，社會大眾要求所有資訊公開透明，新聞媒體除了在後台替人民追蹤、審查立法公正性外，民眾還可從前台直播觀看立法院議事；透過媒體監督和公民力量雙管齊下，掌握自身權益。
現今社群平台與新聞媒體的競爭角力，背後實質的導火線是利益不均衡的問題；而新聞媒體存在的意義，在於一般網路文章所沒有的報導觀點和獨特視角，它能教育國人的辨別能力，同時也是對抗外國企業的談判籌碼。否則弱化的新聞產業，連帶影響民眾思維，很容易讓自身利益及立場被外國企業所鯨吞。而台灣在這場角逐戰中，是否已建立足夠的公民意識，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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