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璦竹
攝影/顏志倫
新冠疫情解封,國人蜂擁出國旅遊,機場捷運每到週末或連假期間,常坐滿攜帶行李廂的遊客。不過,相較出國旅客,來台旅客明顯少得多。
據觀光局統計,今(2023)年第一季(1至3月)來台遊客約110萬人次,僅為同期間出國旅遊的208萬人次的半數多一些。
本文探討的是雙語國家政策,或許有人會覺得一頭霧水,這與國際觀光客來台有什麼關係?這是因為政府雙語國家政策的目標,幾乎完全綁在雙語教育上;然而,雙語國家政策是否就等於雙語教育政策?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特約研究員劉宜君說,雙語國家政策應該先釐清目標為何。一般而言,目的一是為了走出去,二是為了引進來,而兩者之間還須許多軟硬體的配套。
友善國家更重要
從國發會的說帖上來看,開宗明義就談到「供應鏈全球布局」與「國際移動競爭力」,顯然主要著眼於走出去;然而,以發展經貿而言,並不是只有供應鏈全球布局一項,舉例而言,外國人來台、經貿談判等,都是重要的環節。
在吸引外國人來台方面,不管是觀光還是商務投資,涉及更多的是法令配合與生活環境的調適,例如,剛過去的疫情期間,就常聽聞外國人打疫苗遇到困難的情況;另外,外國人來台要如何取得執照,或是一些居留與稅務問題、子女生活照顧,甚至仲介問題等,都需要全方位的配套措施,絕不只是國人把英語學好就能達成。
至於經貿談判的人才,固然需要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但這種特殊人才的培育,並不是透過目前的雙語教育就可以達成。
劉宜君說,友善國家也應是雙語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除了國人走出去,讓世界走進台灣,無疑更加重要。「友善台灣」指的是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尊重與理解,並從軟硬體各方面來促成實現。本文開頭談到疫後觀光業表現不如預期,即為友善國家的一個重要指標。
另外,例如外籍人才(力)的引入,包括白領與藍領,也有許多法令上的歧視與文化上的磨合,都不是靠著雙語教育就可以實現。舉例來說,推動雙語國家政策以來,各級政府官網的英文網頁卻鮮有更新。其他如各種官方文件及流程安排,大至投資申辦、法院判決,小至報稅減稅、疫苗施打等,均不齊備。
以香港為例,香港立法會使用香港話、普通話和英語3種語言,均有同步翻譯。但台灣立法院並未有相關設施。事實上,翻譯為英語也沒有必要,更沒有這個預算。
政府自2018年底宣布推動2030雙語國家政策後,經過3年籌劃,於2021年推動雙語教育正式上路,規劃自2021年到2024年,總計撥出120億經費,其中除10億撥給計畫主持單位國發會,其餘均用於教育部,目標是訓練雙語師資及聘請外籍教師。
據教育部提供本國籍雙語師資培育情形,迄111(2022)年7月底,職前培育人數累計1,652人,在職教師進修人數累計3,258人,惟迄113(2024)年度預計培育6,000人,如以110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數3,728校計算,平均每所學校可分配的雙語師資不到2人。
為進一步推動雙語國家,《雙語國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正在立法院審議,卻二度卡關,朝野立委均有疑慮,主要質疑雙語國家政策目的不明,卻要設置行政法人。另方面,已實施多年的雙語教育,教育界也有不少反彈。
劉宜君專研公共行政與政策,她指出,行政法人的設置源於日本,最早的發想是因爲有些公共政策的執行需要彈性用人,例如藝文界人士,要他們去考公務員並不實際。台灣的兩廳院就是採用行政法人的做法。
其次,有些行政法人的設置是為了避免預算經立法院層層審議,例如中科院,基於國防機密的需求,若樣樣預算都要經過立法院審議,可能難以發展。
然而,雙語國家發展中心的設置,卻看不出上述的必要性,恐怕更多是為了規避政府組織法對於各級部會的數量限制,「例如數位發展部成立之後,就把科技部降為國科會。」劉宜君說。
「多語台灣、英語友善」行動聯盟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連署,主張雙語政策有違《國家語言發展法》多語台灣的精神,更已嚴重影響國家正常教育發展,呼籲停止錯誤政策。聯盟4月7日發起提案,短短兩天獲得超過5,000人附議通過,主管機關須在6月14日前回應。
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目前的法定國家語言共有近20種,然而,其中並不包含英語。如今強制將英語定為第二語言,無異於定為官方語言,恐於法不符。
劉宜君表示,她贊成雙語,也就是每個人可依照自身的需求與天分,選擇學習第二語言,但獨尊英文反而不利於培育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距離友善國家就更遠了。例如,藍領外籍移工受到歧視性待遇,曾讓台灣登上虐待移工的黑名單。
強制雙語 恐致國民平庸化
台大外文系教授廖咸浩則擔憂,把雙語教育推進到所有學科都雙語教學,恐怕會讓學生的專業學習事倍功半,導致全體國民的智識平庸化。「台灣學生自小學起就必須學英語,某種程度上已經是雙語教育,但雙語教育需要做到連專業學科也要雙語教學嗎?」
國家語言政策是要保存母語,但雙語政策卻要強制孩童自幼學習一種非母語,「很可能會毀了一個人」,廖咸浩說。
廖咸浩認為,第一語言或母語要學得好,學習力才能發揮,「所有學習都奠基於良好的語言能力,粗陋的語言無法進行高階的思考,更加無法創造。」
沒有自然的母語環境,卻強行製造所謂浸潤式雙語學習,其實是一種迷思,背後恐不乏霸權文化的利益滲透。廖咸浩舉例,1978年學界做過長期追蹤研究,兩群芬蘭移民瑞典的孩童,一群年僅5、6歲,另一群則年滿10歲,最後雙語學習成果比較好的,是年滿10歲的孩童,5、6歲的孩童反而兩種語言都學不好,顛覆了所謂浸潤式學習的假設:愈年幼,愈適合雙語學習。
「10歲以後,語言能力才趨於成熟,才了解抽象概念,這時才能順利學習第二語言。」廖咸浩說。
不止如此,學習語言是一種天分,「就像學音樂或數學也是天分,若是規定專業科目也要雙語教學,英語不好的孩子就會連專業科目都學不好了。就像音感差的學生,若規定所有學生升學要考視譜,那結果會如何?」
雙語教育更大的迷思在於提升競爭力,「競爭力不是靠說話,很會用英語聊天與競爭力無關。」搏感情需要聊天,但學習力不是靠聊天。
廖咸浩認為,競爭力需要有精密的語言能力,「若論競爭力,英語閱讀力比口說能力重要,因為能閱讀才能吸收新知,才能做批判性思考,進而產生創造力。」
廖咸浩說明,創造源自整理舊有經驗,找到共通性。例如,杯子和瓶子,每個人都看得出其共通性;但杯子與車輪,一般人就看不出共通性。所謂創造力,是能看出一般人看不出的共通性,從中創造出新的事物。
全面雙語教育也不利於知識本土化,導致知識更加趨於壟斷,拉大階級差異與貧富差距,社會更容易發生不和諧。
「比方台灣醫生開處方都寫英文,病患就看不懂,這就是知識壟斷。但日本過去大量翻譯外國書籍,這就利於知識普及化。」
AI世代即時翻譯
而在人工智慧日益發達的今日,翻譯已近乎AI化,未來書籍全部電子化以後,翻譯軟體一定是內建於電子書內,學生又何須從小填鴨學英語?
世界上的語言何其多,一個人窮一生之力,能精通兩種語言已經很厲害,但AI不受此限制,不但連方言都能準確翻譯,甚至連談判用的即時口譯,還能模擬說話者的語氣與風格。
當一般學科也要雙語學習,這與讓孩子快樂學習的教育改革目標,完全是背道而馳。教改廢除了聯考,也禁止打罵教育,但逼迫孩童用英語學專業科目,其痛苦恐怕遠大於聯考或打罵。
第二種語言的選擇應該盡量多元,以適合個人不同的需求與天分。劉宜君舉例,基於職涯規劃的不同需求,有人可能選擇日語、韓語或新南向國家的語言,原住民可能選擇自己的母語。雙語國家政策實不宜限縮為雙語教育政策,更不宜獨尊英文,壓制多語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