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璦竹
攝影／顏志倫
照片提供／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社工第一次見到小愷（化名）時，他已經唸國小高年級，但身影卻很單薄，彷彿書包都能把他壓垮；後來才知道，小愷長年三餐不繼，窮食是他的日常，尤其到了暑假，沒有學校的營養午餐，就更加難捱。
小愷是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下稱兒盟）服務的對象之一，父親因吸毒而入獄，母親不詳，小愷是由奶奶撫養，但奶奶年邁，又患有心臟疾病而長期臥床，無力照顧孩子，反而是小愷每天帶著學校的營養午餐回家，與奶奶分食。
小愷喜歡打籃球，總是放學後自己一個人到公園投球，天黑以後，他就回家獨自晚餐、寫作業。
社工每週會為小愷帶一瓶牛奶和一盒雞蛋，也會不定期提供其他物資，後來改為將餐食補助款拿給小愷自行規劃運用，小愷聽話去買牛奶和雞蛋。第一次用補助款買牛奶後，小愷還將找回來的零錢還給社工，社工說他可以自己留著，懂事的小愷便將找回的錢一元一元地存下來。
兒盟照顧的逆境家庭兒童小愷（化名）喜歡打籃球，常常下課後一個人練習投籃。
「社工阿姨妳看，我已經存到300元囉！」補助5個月後，家訪時，小愷從書包拿出錢包給社工看，裡面是滿滿的一元銅板。打籃球得穿運動鞋，小愷腳上的鞋已經破了兩個大洞，但他仍笑笑說，「還可以穿啦！」
兒盟資源發展處資深總監陳雅惠說，上學期間有營養午餐，還可以打包，常常是這些逆境家庭孩子一天中最豐盛的一餐，甚至有時候還可以帶回家，晚餐接著吃，或是與家人分食，但到暑假就沒有了。
兒盟每年暑假都會針對偏鄉地區發送物資箱，一年大約送出2,000至2,500箱，內容包括米、麵，罐頭等耐儲存、可簡易料理的食物。
苗栗縣獅潭鄉8月初傳出一起人倫悲劇，一名採竹筍工人在一條農路上發現一家5口陳屍車內，經警方調查，疑似一對傅姓夫妻帶著3名子女輕生，孩子最小4歲、最大不過7歲。像這樣的悲劇，常令陳雅惠感傷不已。「很多家庭可能不知道該向哪些單位求助，最後被壓力壓垮。」
逆境家庭不減反增
像這樣的逆境或弱勢家庭，台灣並不少。「貧窮是相對的概念，雖然社會整體富裕了，但隨著貧富差距加大，從比例上看，逆境家庭反而增加了。」少子化雖是社會趨勢，但逆境家庭往往不一定生得少，陳雅惠說。
據兒盟觀察，需要幫助的家庭和孩子愈來愈多，以兒盟扶助的逆境方案弱勢家庭為例，由2020年的712位兒少，成長到2022年1,720位；2022一整年各方案服務的弱勢孩子也累計達6,607位。
然而，政府對低收入與中低收入的補助門檻規定，是以家庭總收入計算，但陳雅惠說，很多是爺奶撫養，爸媽早已失聯，未負起撫養責任，只因為戶籍上有父母，他們的收入就會被計入，因此常申請不到補助。
兒盟與偏鄉學校合作，在學校設立專戶，將錢直接用於像小愷這樣急需資助的孩子。然而，疫情後，物價猛漲，很多逆境家庭收入原本就不豐，例如在夜市打零工或是在工地工作，一家人常常要靠一個月兩、三萬的微薄收入生活，一旦失業或是受傷，全家人的三餐馬上沒有著落。
「便當從80元漲到100元，就差很多了。」而正當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兒盟等公益或慈善機構的募款也因物價上漲，以及民眾實質收入減少而縮水。
疫情後的勸募工作愈來愈困難，與2020年相比，2022年底的兒盟捐款收入下降達2.2成。今（2023）年以來的情形也看不出扭轉跡象，「目前雖然還未統計出來，但減少1成應該是有的。」陳雅惠說。
飲食不穩定人數最多
在兒盟照顧的逆境家庭中，飲食不穩定或營養不均是最大的問題，比例高達35％；其他如托育教育相關的困境，也超過3成；其次是醫療需求或健康問題，比例接近3成；此外，還有23％弱勢家庭孩子的居住環境品質堪憂。
另根據台灣世界展望會調查發現，全台約4,500名弱勢兒少經常吃不具營養價值的食物當作正餐，一旦遇到寒暑假，數字更會往上攀升。
兒盟收入約1/3來自政府委託案，另外2/3來自企業與民眾的捐款，近年由於很多企業自行設立慈善或公益基金會，捐款明顯減少，更加仰賴民眾善心。
「以前若每個月可以固定捐1,000元的人，現在可能只能捐500元。」據陳雅惠觀察，這主要是因為物價上漲的影響，「疫情期間，大家雖然收入也多少受到影響，但因為隔離政策，花錢的機會也減少。」疫後解封後，報復性消費大增，再加上物價上漲，就使得善款明顯縮水。
兒盟的救助以救急為主，在小愷升學後，對小愷的服務就將結束。相對地，有些團體採用認養方式，從孩子小的時候一路認養到完成學業，孩子進入社會後才結束；對很多捐款人來說，專款指定救助更有感受，舉例來說，孩子會不時寫信給捐款人。
兒盟著眼於協助完善家庭功能，因為許多逆境家庭已失去家庭功能，需要某種程度的介入。從蛀牙到重大醫療，從教育缺乏到虐待兒童，各方面都需要社會更大的關注，其中，最常見到的是租屋的困難。
「房東通常不願意出租給逆境家庭，因此兒盟的業務之一就包括租屋擔保。」陳雅惠說。
社會住宅已成為各國普遍政策
台灣的社會住宅政策才剛起步，且進展牛步。據前立委、反貧困聯盟召集人簡錫堦指出，社會住宅第一名的荷蘭，針對符合低收入、身心障礙、年長者、單親家庭、孩子較多家庭、社會新鮮人，依所得計算租金，甚至免租金。
韓國自1989年盧泰愚總統時代開始興建社宅，據前交通部長林佳龍2015年參訪時了解，當時韓國社宅數量已超過200萬戶，占總住宅數量約12％，其中20萬戶位於首爾。韓國政府依據申請人的條件不同，計算點數，作為排隊租購的順序，租賃時間最長可達30年。
雙眼全盲的韓國人尹東哲，在眼盲數年後，申請到長期租賃的社宅，租金每月僅1,300元台幣，使他生活得以安頓。
除了住房問題，其他像是管教問題、教育資源、協助就業、修法等方面，都是兒盟努力的方向。
逆境家庭因為生活壓力大，往往也比較容易出現過當管教、甚至虐待的情形。「有些家長並不是不愛小孩，但育兒資源不足，或是新住民媽媽中文不好，有時就會用錯誤的方法教養，比方太早開始讓孩子吃乾飯或稀飯。」
兒虐在台灣也並不少見，衛福部2017年根據兒少家庭寄養服務工作成果報告統計，接受家庭寄養安置服務的兒童少年，寄養原因以遭受虐待、疏忽為最多，共有1,451人次，占62.1％。
兒盟協助的個案中，小夏（化名）母女曾因遭受家暴而居住在庇護中心，後來小夏媽媽帶著孩子搬出來住，獨自扛起生計與孩子的照顧責任。
但獨立撫養3個孩子的生活著實不易，尤其5歲的小夏與3歲的妹妹有發展落後的情況，因此媽媽經常需要請假陪伴或帶孩子接受早療，收入也深受影響，最後只能被迫放棄工廠作業員的工作。
經社工與兒盟的協助，幫助小夏與妹妹獲得托育照顧後，小夏媽媽開始接受照顧服務員的訓練，並考取證照，從事起工時相對有彈性的長照居家照服員工作，以便能更好地配合孩子的接送與照顧。
兒盟還有一個重要的服務是收養與出養。過去台灣出養大多是送到國外，兒盟近年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海牙公約的原生國原則，成功推動修法，讓收養以國內優先。
僅3成能媒合成功獲收養
兒盟小舵手計畫照顧的朵兒（化名）熱愛學琴。
不過，收養在台灣仍然面臨重重困難。在台灣，一年有近5,000名孩子因家庭變故、父母疾病或犯罪、或未婚生子等狀況，失去原生家庭的照護，他們首先會被送往寄養家庭暫時安置，後續如果原生家庭無法恢復家庭功能，就必須尋找收養的家庭。
這些失家兒要找到一個真正的家並不容易，就連新增的寄養家庭也逐漸減少，依2018年統計，每年近800名等待出養的孩子，就有600名找不到家。換言之，不到3成能找到收養家庭，其中透過兒盟成功媒合的，每年約50名左右。
陳雅惠說，對這些逆境家庭孩子來說，三餐溫飽只是基本的，孩子需要的是一個「盼望」，而家是呵護這個希望的最佳環境，因此兒盟致力為家庭增能，仍是較佳選擇。
兒盟的「小舵手計畫」便是為家庭增能、協助爸媽培育孩子的才藝；10歲的朵兒（化名）便是這個計畫的受益者。
「朵兒雖然功課不好，且因為家境清寒，衣服也常常臭臭的，但她音感很好，彈鋼琴的時候，她的眼睛就閃閃發亮。」朵兒積極參加才藝班的音樂會表演，這可能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正向經驗」，陳雅惠欣慰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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