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世界書展主席會議前主席衛浩世（Peter Weidhaas）來台，國內鑄字業碩果僅存的日星鑄字行聯合其他工藝設計室，代表台灣贈其一份禮物，只見竹盒內放置了一張鉛字印刷的藏書票，以及刻有衛浩世3個中文字的銅模；那一瞬間，衛浩世久久不能言語，因為他憶起了自己的人生…。
文／蕭有涵
攝影／簡侑俊
文字，記載了豐厚的生命知識，是人類智慧的載體，帶我們領略古今中外，而讓文字翱翔的魔毯，是紙張、是書籍。隨著印刷技術的出現，取代了傳統在石板、竹簡、木牘或帛書上書寫記錄的模式。文字、紙張和印刷，在涓涓的歲月河流中，逐漸發展為今日的文化出版業；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在數位印刷尚未進入台灣以前，印製技術以活版印刷為大宗；19世紀透過英國傳教士引進後，於日治時期蓬勃發展，至1950年代達到頂峰，至少有5萬家印刷廠分布於全台各地。然而，「字」才是活版印刷的主體，需要透過人力進行檢字和排版；因此「鑄字」便成為當時印刷產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1980年代，數位印刷傳入後，鑄字行隨著活版印刷產業的沒落而遭受衝擊，當年規模最小的日星鑄字行，如今是台灣唯一倖存的鑄字廠，保留了13～15萬個鉛字，而鑄字的「銅模」母模製造技術，也是全世界碩果僅存；日星鑄字行可說是活版印刷時代的見證者及守護者。
文字搬運工 消失的檢字師
「以前日星有7台機器，標準工時為8小時3萬字…」，日星鑄字行負責人張介冠說起當年，笑中帶著靦腆，彷彿過去的榮景歷歷在目。然而，一天工時只有8小時，其實是不夠的，張介冠表示，以前市場需求量大，鉛字供不應求，常常一天需要加班到16小時；換句話說，日星鑄字行一天約可產出6萬個鉛字左右。
鑄字行的主要客戶是印刷廠，鑄字行負責生產鉛字；印刷廠則執行排版和印刷，這中間有一個重要角色，就是「檢字師」，他會依照客戶的訂單，快速穿梭在字架間挑字。雖然規模較大的印刷廠也有鑄字設備及檢字師，但鑄字的字體種類不及鑄字行齊全，檢字師的操作速度也不如鑄字行的檢字師快速，因此印刷廠會委託鑄字行幫忙檢字。檢字師著實成為活版印刷時代專業的文字搬運工。
精準、快速的拿取和放下，是檢字師的專業。過去常會看到檢字師把拿錯的字，哐啷哐啷地往地上扔，而非放回字架；其實這個動作大有竅門，一來怕放錯，二來因為字數決定工錢。
張介冠語帶玩味地說，從字架上拿錯再放回，是不計工資的；若拿錯、放回再拿，等於要3個動作才能賺到一次工錢，但拿錯、丟掉，只要兩個動作；因此，檢字師通常不會將錯字放回字架。至於選錯、被扔到地上的鉛字，也不是只用一次就拋棄，它們最後都會回收至鑄字間重新鑄融；也就是說，整個活版印刷運作會再進行重複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