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璦竹
攝影／簡侑俊
住在台北的T小姐，前（2021）年攻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MBA學位，雖然前進常春藤名校令她頗為興奮，但因新冠疫情延宕，她從頭到尾都是在線上完成哥大課業；畢業後，進入國際軟體科技大廠工作，也是在台北家中上班，其後儘管疫情趨緩解封，但在家上班已成為她的日常。
「哥大可以選擇延一年就讀，但我不想耽誤時間，我想遠距上課有弊也有利，雖然不能認識同學很可惜，但也比較省錢。」儘管是遠距上課，但哥大學費一點都沒省，幸好生活費可以省一些。課程期間，她為了調整上課時差，一個月後便從台北飛往美國，設法借住洛杉磯朋友的家，才縮小了時差。
「西岸生活費用比較低，又是住朋友家；如果是住在東岸，自己租房子，那就貴多了。」她也努力爭取獎學金，雖然是遠距上課，但一點都不輕鬆。
不只上課是透過遠距，連實習也是遠距。T小姐找到香港一家英資金融業者，工作內容是金融資料整理，之後又去香港一家法商物流軟體業者實習，主要工作是開發客戶，全都是遠距工作。
線上上課，又是英語課程，有時的確很挑戰，「我選修了『併購』的課程，真的很難，但還好MBA課程是訓練實務通才，學術性比較低。」至於考試要怎麼考？通常是訂一個完成時間，比較像交作業。
T小姐說，哥大的課程非常多元，她希望未來做行銷業務領域的工作，就選修了Sales Machine與Python這兩堂課，對後來的工作幫助很大。
如果說，遠距上課是利大於弊，在家工作則比較辛苦。與外面媒體宣傳的不同，偶爾在家工作或許很方便，節省了交通成本，還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但長期下來，對單身的T小姐來說，反而容易焦慮。
「因為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反而會加倍焦慮。而且感覺上司老闆好像就在背後，連中午都不敢休息。」T小姐說，有些幾句話就能完成討論的事，變成要特別約到公司開會，未必比較有效率。
對此，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以下稱解癮戒毒協會）諮商心理師李欣怡說，人需要追尋人與人之間「剛剛好」的距離，這是因為內心需要歸屬感。太近容易變成情緒勒索，太遠則恐是憂鬱傾向。
學生遠距上課，畢竟是暫時性的措施，但在家上班，則是長期的組織調整，「辦公室沒有固定座位」，這種安排較不利於形成穩定的歸屬感。
大學新生休學人數增加
相較T小姐遠距上課調適良好，台灣有不少學生卻未能適當調適。去年9月開學後，有些大學心理諮商中心就接到特別多的諮商預約，很多是因為恢復課室上課後，由於學生過去2年多來已習慣線上上課，一旦回到課室，便出現適應不良的情形。多數學生在諮商後打消了休學的念頭，但少部分還是決定休學，更有些人根本沒機會求助心理諮商。
T小姐自小禪修，面對遠距上課上班的焦慮時，常常相應佛菩薩與悟覺妙天師父的力量，而得到紓壓。
例如，中部某私立大學的大一導師就發現，有學生持續曠課，關心了解後發現，原來他只要「一走出宿舍，就覺得恐慌」。導師雖然鼓勵他尋求心理諮商的協助，但還是遲遲沒有走出來。據了解，該校今年休學的學生也偏多，其中部分是因為憂鬱症等心理問題。
有心理狀況的學生，疫情期間遠距上課通常會緩解他們人際互動的焦慮，「有些老師會選擇錄影上課，他們還可以反覆看，就更加沒有人際相處的壓力。」解癮戒毒協會科技組組長鄧善娟說。然而，問題只是被延後了，解封後仍然要面對。
中央大學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謝秀貞說，下決心面對問題，通常需要時間，建議身邊的人可以一棒接一棒去鼓勵孩子走出來尋求協助，「也有被家長逼來作諮商的，這種通常沒什麼用，坐在那裡也不願意開口，回去以後就不再聯絡。」
而對一般年輕人來說，建立同儕情誼的需求較大。今年入學的大一新生，過去3年高中期間幾乎都是遠距上課，與老師學生的互動銳減，影響也相對明顯。鄧善娟說：「年輕人比較需要同儕互動，像是一起打球或吃飯，這是因為溝通不單是憑藉語言，更多是非語言的互動，像是表情和肢體動作等。」
幸好台灣疫情相較國外比較不嚴重，上課之外的時間，學生多半仍會相約外出。但也有老師觀察到，年輕人反而比成人更擔憂疫情傳染的風險。這種差異或許是源自地區性的不同，北部地區受到新聞密切關注，中南部相對新聞較少，焦慮也比較緩解。
網路工具加劇大分心時代
疫情加速網路溝通工具的發展與普及，然而現代人，普遍而言，反而愈來愈不擅於溝通，對人際互動感覺疲累的人愈來愈多。
鄧善娟本身也是台大心理系兼任講師，據她觀察，大學生的心理諮商需求近年來明顯增加，大約在疫情前1、2年，台大曾連續兩週發生學生自殺的新聞，其他學校也有類似情形，「新聞報導出來後，會有感染的效應。」她說。
「50年前，台大心理諮商中心的心理師只有1位，還常常很閒；現在包括專任和兼任的心理師大約有50位，但學生預約諮商往往還要等1、2個月。當然，有緊急情況的學生例外，會由專門的輪值心理師負責諮商。」
鄧善娟說，不快樂與當今的「大分心時代」有密切關係。從認知神經心理來看，大腦無法同時處理過多的資訊，當大量資訊湧入時，注意力很難專注，不能專注就很難感受到快樂。
鄧善娟說：「因為注意力總是被聳動的字句或刺激性的畫面吸引，從演化來看，可能與生存密切相關，但只有在專注時，大腦才能啟動監控。」不管是要感受快樂，還是要分辨訊息真假，都需要大腦啟動監控，也就是身心覺察力。人腦不是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不需要快樂或歸屬感。
身心覺察的練習
疫情期間，不管是遠距上課還是上班，都需要大量運用網路工具，很多專家斷言，疫後這種新型態的生活，相當程度上將會持續，回不去以前頻繁人際接觸的社會型態。如果真是如此，人們將更加需要重新學習專注，才能擁有健康與快樂。
「社群訊息通常是經過美化篩選，希望讓看的人認同自己。」鄧善娟認為，這是現代人更難覺察自己想要什麼的原因之一，這種「生活在雲端」的網路時代，大家都在看別人怎樣生活，誘惑愈來愈多，更難反思自身。
鄧善娟在課堂上會給學生一項作業：選一天沒有重要事務的日子，不帶手機出門。一開始學生都覺得很沒有安全感，總是擔心漏接訊息，但當一天結束後回到家，他們都會發現，其實不帶手機出門並不可怕。有了這樣的覺察後，學生通常可以降低對手機的依賴。「這是身心覺察力的練習，甚至有學生回饋，連壓力購物都減少了。」
人們若一直往外追尋歸屬感，最終可能反而失去對生活和自我的控制。
疫情期間，為確保成效，解癮戒毒協會的正念減壓班在維持社交距離的條件下，仍維持實體課程，這些因使用大麻或安非他命而獲緩起訴的人，表面上看起來跟一般上班族沒有不同，他們之所以把毒品當作「娛樂性用藥」而濫用，據李欣怡轉述他們的自白，是想要找到內心的歸屬感，因為毒品讓他們感覺彷彿跟宇宙連在一起，產生一種虛幻的控制感，一種全能的幻覺。
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的正念減壓班。（圖片提供：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
透過禪定，可以讓他們解除對毒品的心癮，在疫情期間成效反而更好，原因是不能出門讓他們較不容易接觸毒品，「外在的誘惑減少了，反思變多，有些人反省自己對家庭未善盡責任，也有些人決定分手或離婚。」
不管是網路工具，還是人際交往，人們一直往外追尋歸屬感，不斷優化溝通工具，但溝通力卻愈來愈糟糕，憂鬱症成了一種文明病。疫情雖然催化更多溝通工具，但人類唯有回歸內心，從心出發連結世界，才真正能善用工具。
科學研究也發現，禪定或靜坐能讓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達到更好的平衡，可以改善焦慮、失眠、高血壓及多種慢性病。據亞洲大學光電與通訊研究學系副教授張剛鳴的研究顯示，經過8到12周的禪定練習後，可以讓自律神經年輕10歲，國外有醫院甚至會開給病人「靜坐冥想課程」的處方籤。
M型社會 學習主動性更重要
與分心及不快樂直接相關的是，台灣年輕人比較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學習上偏於被動，與國外或大陸學生形成差距。
「我曾收過學生的電郵，問我考試是幾點到幾點。」鄧善娟說，儘管網路比以前便利，這些很基本的問題，學生卻不能自己掌握或查找，顯示學生不夠主動。這不是因為不知道怎麼查找，而是因為不感興趣，所以陷於被動。
對此，謝秀貞也有同樣的感受。「很多學生覺得學校沒有告知，但其實都有公告，學生覺得非要送到眼前才算告知。」據她觀察，被動的情形有可能因疫情影響而加劇。
對於有規劃和沒規劃的人，疫情影響層面不同，但都反映出學生應對變化時，心理上的調適問題。據謝秀貞觀察，有規劃的人，可能會因為老師為應對線上上課較難掌握的學生吸收情況，增加作業量，或是提高考試難度，導致學生成績不如預期，因此而深感挫折。
對於沒有規劃的人，困擾則來自於整天關在宿舍或家裡，與舍友或家人的摩擦增加，導致心情受影響。
而在貧富差距日益惡化的台灣社會，不管是學校還是家長的資源，都愈來愈兩極化，學習主動性便格外重要。
謝秀貞表示：「以前自學者通常是因為適應不良，現在則大多是家長比較有資源的小孩選擇自學，甚至有自學聯盟。這些自學者進大學後，通常會比較主動，對其他同學會有刺激作用，可以打開其他同學的視野。」
本專題採訪的個案T小姐可以在疫情下適應良好，迎接高強度的學習與工作挑戰，很大原因是她從小追隨禪宗第八十五代宗師悟覺妙天禪師禪修。透過進修MBA，她從金融業轉行到科技業，這顯示她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麼，目標在哪裡，而當她需要力量時，她會「相應佛菩薩與師父」，從心裡得到堅定的支持。
「每天任何時候，只要感到焦慮不安時，我就相應師父，馬上就會有一道光進來，心裡的憂慮煩惱立刻就能轉化。」T小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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